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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子郁风兄嫂要在香港开书画展，我自告奋勇说要写一篇文章。这可不是件开玩笑的事。日子近了，除掉郁风画的那幅德国风景之外，所谓“画展”中的几乎所有作品我都没有看过；没有看过而要介绍画展，有如看过画展之外行硬要逞能评画一样无好下场，这事我是从来不干的。我自己不上别人的当，也不拿当给别人上。
好朋友之字画，用不着当着好朋友称赞，就好像天天早上吃早饭时面对着自己漂亮(假 定)老婆说：
“他妈的，你真漂亮，简直像天仙!”非挨一顿臭骂不可!
无聊!愚蠢!
对老婆，要打心里谢谢，如初恋般的永远的爱慕。从年轻时看她的背影到老，她是你俩整体的一半。漂亮的眉梢边的皱纹和霜染的鬓角，是你生命中明澈的镜子。苦难到来，不管相距远近，你俩的心跳是既同步又共振……想到这里，人生多值得欢歌啊!
夫妻间的关系像幽兰，芳香、隽永；朋友呢，更明亮、更灿烂。夫妻生活，或是像甜蜜而热闹的蜂房，像宁静的林中溪涧；朋友呢，是大地，是世界的全部……
友情是爱情的扩大。
时光倏忽，几乎喝一声“疾!”就过去大半辈子。十分可惜啊!好朋友在一起，总嫌光阴不够。一个人应该努力创造是一回事，当觉悟到应该马上努力创造又是一回事。尤其不愤的是大伙儿的时光让几个混蛋浪费掉了!——忽然一起老了!痛苦得真令人呼天抢地。
苗子和郁风兄嫂这么一对文雅、旷达的夫妇，能想像他们是从血海和无尽的灾难中活过来的人吗?对于悲苦、负义、屈辱……他们只是付之一笑。那么洒脱，那么视之等闲——进入死亡深渊而复从死亡深渊爬出，有如作一次风景绮丽的轻快旅游而神采淡远，真不可思议。
和苗子郁风的交往已经四十多年了。
我只想说说这些渺小的事情。几十年巨大的历史颠簸筛选中，小如蝼蚁的“臭老九”们的“相濡以沫”的感情活动。
大约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吧，那时我不过是个本分、老实的二十出头的孩子。上海的生活似大浪淘沙，我不过是广垠的不时被浪涛翻来覆去卷动着的那一大片细沙中的一粒。忽然收到一封飘逸俊秀的苗子郁风的毛笔信。信，充满真诚，第一次的友谊有如最初的蜜，浓郁而倾心(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大意是听朋友传说我在上海的生活，使他俩感动；看到我的木刻，令他们欣赏(这点意思，至今我还怀疑自尊心是否受到骚扰!我没有这么好吧)。他俩愿意买我几张自选的木刻作品，定个价钱给他们，他们从南京把画款寄来。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聪明，做得比别人的好，我只是勤快而已。比如，那时候我知道跟我同年的赵聪(赵延年)的木刻功夫比我好得多。老一辈的画家就更不用说了。只是觉得刻得认真而快乐。生活与工作太累太苦，如果有一点报酬或经常收入，日子就会稍微松动些。
收到信，打心眼里向这两位久仰而未见过面的赏识者深表感谢，也为将要收到的这笔不小的进款而构思了许多美丽的后事。
钱好久不见寄来，“大旱之望云霓兮!”于是火了。
火，也不能火得太厉害。信真诚得无可怀疑。翻看了几十遍，懂得连写信去催取也有失体统。
同住的西兄有意见了：
“这怎么可能呢?这两人声誉很好，人家是财政部当官的，连印钞票都由他管，在乎你这点钱，只怕是忙得忘了……”
“他忘了，可坑了我……”
“你得等。这是风度。”西兄说。
“风度!哈!”我气得往破床上一躺。
一个好主意，我上南京“收账”去。
到南京住在王琦兄家，他热心地一大清早带我去找苗子和郁风。
进了门，一条过道，右边拐过来下两级台阶的是客厅，挂了张大千、庞薰、叶浅予的画吧!大沙发上坐的一男一女，男的是金山，女的是张瑞芳。
四个人坐着傻等，也没有什么话说。客厅安静之极，仿佛听得见坐在对面的金山吃坏了什么东西，肚子在咕咕地叫。
郁风从过道左边楼上下来了，穿着蓝缎子的长睡衣。这大美人很神气。我说明来意，郁风说：
“……啊!我以为早寄给你了，对不住对不住!”
聊了一些大家都不认真的废话。时时冷场。又一齐喝那杯透心凉的茶……
钱拿到手，一大沓。该走了。郁风忽然发现了我：
“呀!你是黄永玉，唉呀!我想起来了，对!我们写了信给你，木刻收到了，精彩!唉呀!是的，我们应该给你画款!……英国文化委员会司高特，你和他夫妇很熟，还有贺德立，对!对!……”倒好像刚才付的钱是给煤铺老板的。换个地方我真想狂笑一场。
于是又重新开始，高潮掀起，汽车声响，苗子回家了。
苗子那么矮。对，袁世凯、拿破仑都矮，但他比后两位情感上投入得多。因为是匆忙的初见，加上他们跟金山夫妇有些什么要谈，大家就分手了。
一九四九年在香港，郁风、苗子都见了面，那时候个人的情感几乎让全国解放的大快乐淹没了。此后是见过几次面的：比如跟新波、黄茅、冰兄等人一起聚会。总是郁风、苗子请客，这是根据传统印象的“硬敲”，可能大伙儿都天真地以为他俩席卷来一个国民党的银行。我那时急需一百元港币，买一块磨木刻刀的好油石，每次见到他匆匆忙忙，总难以开口，最后，眼巴巴地望着油石跑了。他们夫妇俩去了北京。
我一九五三年才离开香港。
事物发展从一般到特殊，情感交往也是如此。回到北京，经过了这三十多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苗子郁风夫妇。有他们两位朋友，我这一辈子的情感光彩之极。
我们在互相信任中互相欣赏，没有市俗的价值观。有一本书，听到个好曲子，一个有趣的笑话，一个坏人的消息，一个好运气，一些好吃的东西，一些不平事，自己画了幅得意的画，自以为称心的诗，甚至是别人做的一幅好对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苗子郁风，连忙地告诉他们；或是上他们那儿去；或是请他们到这儿来。
世人有没有意识到，弱者也有夸耀之处?那就是“相濡以沫”。朋友的思念，会心的三两句话，足以微笑地面对艰难困苦和死亡。
表叔沈从文那么温和的老人，“文化大革命”动荡高潮时在街上难得与我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跟我说了一句话：
“事情真的来了!要从容对付啊!唉!”
一九五三年春天，我、梅溪带着七个月的黑蛮到了北京。郁风那时候忙什么呢?是不是跟华君武诸公在筹备成立美协?苗子在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当个什么什么……大概是这样。
那时北京的老街道还没有大动，连天安门广场都还未扩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在施工。东单牌楼面对长安街有一条名叫西观音寺的胡同。胡同口北边正是许麟庐开的和平画店。老许和他的画店很吸引人。老许当时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好客成性，加上他品画的见解坦
率而老到，展出的作品大都经过精选，售价也体察人意，他的画店是个文化人喜欢的地方。往东再走百十来米，一个老旧的大门，门外以一根半斜着的电线大木柱为记，这就是鼎鼎大名含冤二十余载的“二流堂”的堂址、“总部”、“老巢”。苗子和郁风就住在这里。同住的还有盛家伦、吴祖光、新凤霞、戴浩诸位。
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不成格局但适于居住的大宅院。冲着大门、坐北朝南的屋子属盛家伦；东侧面一排房子属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吴家房子靠北尽头上台阶左拐，楼上住着戴浩；楼梯右侧往北里走住的就是苗子、郁风。
房子原来是讲究的。那些楼梯扶手用粗大的菲律宾木料做成，上过很好的漆。地板也讲究过。只是，都完蛋了，满是灰尘。
屋里各家却都收拾得清洁爽朗。我觉得苗子和郁风可能狡猾狡猾的，他们挑了全院最好的房子。宽大的客厅起码有六米高，墙根有壁炉，东边有独立的庭院，一棵二人合抱的大树和别的花木。郁风原是位设计大手笔，加上拣便宜买来的名贵明清家具陈设，又请人用褐色厚布做了一长排带拐角的大沙发，不免使得进屋的客人肃然起敬，仿佛不小心闯进了哪位有文化教养的帝王寝宫。
那时苗子的老妈妈还健在，慈祥，笑眯眯的，见谁都当做自己的孩子，却是满口的广东土话。她做的红烧蹄、蚝豉发菜焖猪肉令我至今难忘。
我那时已经二十九岁，快进三十的人了。常上黄家来的目的是看画，看拓片，借书。当然也谈天说地。我的谈话引起大伙儿狂欢，苗子的谈话却使我静穆。
我一生遇见的好人那么多，却总是难忘三个人。一个是福建仙游县的陈啸高先生，一位是香港的叶灵凤先生，一位就是苗子老兄。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都让人咒骂为不借书给人的“孤寒种”。相反，我却在这三人的书斋、书库里为所欲为，看尽他们的藏书、藏画，得益太多。他们对我慷慨而我对他们放肆，“邑有穷读愧买书”啊!我这辈子不可能有他们这种肚量和境界了。我很小气，想起抄家的好书好画册没有退还，老是大方不起来。这些狠心人哪知我们得一本好书不易。
有一个闹不清的也不想就正于苗子的问题。他是当了“右派”之后才搬的芳嘉园呢，还是“右派”之前搬的芳嘉园?总之是搬了。那是大名士王世襄老兄的家。苗子住东屋，光宇先生住西屋，世襄住北屋。如何的搬去?如何的接头谈判?因为三个人的脾气、思维方式都不同，记得起细节的话，写下来定是篇有趣文章。
芳嘉园也是原先讲究而后来倦慵了的院子，那一架难忘的紫藤花至今安在?
长安街拓宽之后，西观音寺没有了，和平画店没有了。恰好，盛家伦住过而动感情的那座房子及苗子的房子还在，红的砖，很容易认出来。
我前后的两个住处离芳嘉园都很近。原来住大雅宝胡同，后来住罐儿胡同，都是几步路的光景，所以大家常去常来。
芳嘉园时代是很远的，它度过了反“右”运动，苗子东北劳改几年，“文化大革命”十年，苗子郁风坐牢几年，然后两夫妇出狱。住团结湖北里是近年的事了。
苗子劳改去了，郁风捏着苗子从东北寄来的第一张明信片乐呵呵地朗诵：
“‘……穿过森林，翻过了岭，啊!好一片北国风光!’你看，你看，他还有这个雅兴!还‘北国风光……’”接着就像往常一样地大笑起来，并且把明信片交给我，要我也照样朗诵一次，接着也是笑个不止。
我家乡有句谚语：“叫化子困‘凌沟板’(冰块)唱雪花飘飘——苦中作乐。”这两口子实际上已经身临绝境。一个充满诗意在东北劳动；一个苦守寒窑得来信却大为欣赏而大乐。真是少有。
每次上芳嘉园看郁风和孩子，我都不敢提一声“东北很苦”。其实也用不着说，郁风知道。她生来就是个“开朗种子”，我了解，要哭，她会一个人躲起来大哭一场。现在她是家中的主帅，一哭一乱，阵脚就稳不住。而大哭一场的地方当时确实不好找，哪儿都是人来人往。
我那时也曾哭过一次，忍不住的热泪滂沱，头埋在被子里。那是读到巴尔蒙特的诗句：
为了太阳，
我才来到这世界!
哭得像小孩子。哭完就算，好人一个!
多少年后苗子回来了。我大雅宝的屋子黑，他走进来我真以为闯进一个讨饭的。认准是他，喜从天降，抱了抱他，我就近坐在凳子上，好一阵说不出话……
天啦!谢谢您了!“绝塞生还吴季子”!(不久，我准备木刻水浒人物的计划。苗子给我出了很多主意。把他的一盒读书卡片借给我，抄在我的卡片上。原本从一九六年开始刻二百幅木刻，两年完成的计划，可惜一幅也没有做出来。连两千多张卡片也丢了。那时四十岁，力气正足，刻二百幅三十二开大小的木刻算不得一回事。要是那时候让我刻出来多好。)
那年月，老是不安定，老是离别，老是身不由己的分心。
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于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有时我装病说上医院挂号，有时干脆开了半月假条待在家里，有时我想念苗子郁风，就上芳嘉园。他们是剩下不多的，用不着事先设防，不出卖人，讲点真心话的朋友。
见面不会雀跃，但总是打心里欢喜。有时话多，有时和往常一样谈个不休；有时呢，他听到一个与我有关的坏消息，我坐不住了，心跳不止，得赶快回家。回家又能怎样呢?还是回去好。一路上像淋了一身水那样地不自在。遇到这种情况总要好几天才缓得过来。
记得一次是给他弄到把大紫砂茶壶，并且还得意地用葡萄藤弯了根大提梁。一次是兴冲冲地买了一条几斤重的活鱼……
进了院子，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向我摇摇手，轻声告诉我：
“他们两人被抓走了!”
“孩子呢?”
“在张妈妈那里!”张妈妈就是光宇夫人。
“奇怪!”我想，“两人好成那个样子，连坐牢都要结伴。”
又是个七年。
我听说苗子回来了，去找他，他高卧在床。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噫唏!
自从那天到现在，从没听苗子说过那七年是如何过来的。
郁风呢?倒是很有两下。初到的犯人按规矩是要吃一点老犯人的下马威的。郁风不明事理，她不买账，居然选了个“制高点”给了那家伙几下狠的。郁风，真有你的，你哪儿练的?没想到还有这两手!
从此天下太平。
这都是事后知道的。
“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也不自在。每天从火车站边罐儿胡同步行到学校大约三里地。我贪婪地享受大清早这一段自由的散步。已经是秋天了，天这么蓝，长安街人行道上高大的白杨树下满是落叶，金黄、焦脆，一步步发着寥落的响声。经过“二流堂”旧址时总要放慢脚步，轻轻地打心里问一声：
“季子平安否?”比起他们，我可是平安多了。
来到学院门口，从提包里取出马粪纸做的“牛鬼蛇神”牌子挂在脖子上，低着头，走进“牛棚”。……
好久好久，两口子被放出来了。很快地又和常人一般。
两个七年加起来就是十四年。你们惹了谁啦?只不过是在重庆时热情接待过、照顾过一个女人。陪她聊、陪她玩、陪她医牙……
哎呀!我们躲她都来不及，你们还有胆子惹她?你看，她几十年后想起你们来了。她当时跟你们聊的什么话不可能完全记得住，只是认准了你们记得住，于是她说了这么一句：
“苗子郁风这两个人很坏!”
因为做过一次殷勤的主人，你们就失掉了宝贵的十四年。
生活重新开始，苗子郁风兄嫂啊!我相信好心人是改不了好心的毛病的。嘿!不改也罢!人就是人嘛!
这女人当然不单是折磨了你们两个人，浪费了你们的青春。她伟大得多，她骚扰和浪费了整整半个世界。中国，东南亚……
人总爱健忘。人不应该健忘。魔鬼们总是时常钻我们健忘的空子。
仔细想想这几十年，我们最年轻力壮的时代。宋朝王观有半阕《红芍药》词写得好：
人生百岁，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来五十载，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
…………
(下半阕观点不对，解决的办法是吃、喝、玩、乐，没有出息。)
就王观词中算的细账，人的的确确只有宝贵的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间，反胡风，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下放……花了我们多少时间?那所剩就无几了!
所以你们两位的画展就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是挣扎出来的作品，是苦难的印记。
“安居乐业”四字可以冲口而出，但得来不易。你们今天能高高兴兴开画展，而我为你们的画展大着嗓门骂街；那婆娘如还在朝，我们敢吗?
让观众慢慢地去欣赏你们的作品；再从我这里认识你们的人品。即使我说得肤浅。
祝贺你们的画展成功!
1987年12月18日于北京南沙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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