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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这部长篇小说的是三个家族内外的众多人物。原要分为三部长篇来写，但我 不敢占用读者过
多的时间，试图找到一种比较“经济实惠”的结构，将三个家族包容在一部小说里，而不必 在编
织各种人物的相互关系上挖空心思。我从“冰糖葫芦”和“烤羊肉串”的“结构”方法上受
到了启发，用第一人称“我”的经历和视角，把三个家族内外的各种人物
串连起来。“我” 在其 中的位置好像只是“冰糖葫芦”和“羊肉串”中的那根棍儿。但我十分注意“我”所串连的
“山里红”和“羊肉”的质量，希望读者能够吃出好味道。
这样的结构给我带来了一种自由，就是毋需在整体结构上煞费心机地编织一个完整的 故
事，而是每个家族及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只需“我”发挥一下“串连”的作用，
人物就可以随时出现，也可以随时消失。但我必须小心从事，当我在一个类似散文体的大结
构中获得叙事的自由时，始终不敢怠慢了读者阅读小说的兴趣，必须随时提醒自己，“我”
所串连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性“散文”，而是“文学即人学”意义上的具有审美价值的 人物。“我”还必须跟着“人物”走。他们都具有环
绕着自己的社会矛盾和生存“难题”以构成“情节”，他们的命运应引起读者的关注而产 生“悬念”，而且，他们必须是属于我的发现。
当我完成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喜悦地看到，我给读者送去了四十多个人物，送去了他 们各不相同的具
有纪实性的传奇故事与他们“心灵的秘史”，其中多半是我过去的作品中很少涉及的城市
和乡村三代知识阶层中的男性和女性。他们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而又较早地接受了外
来文化的一批人，有清末的举人和接受“西学”的绅士，有早期的职业革命家和他们的同路 人，
有教授、“洋博士”和不那么循规蹈矩的私塾先生。还有“浪漫的薛姨”，哀婉多情的宛儿 姨和她不时扑闪着的“杏形的眼睛”。
历史不愿意成全他们，即使对其中的胜利者，也要把他们始料不及的悲剧及其在内心引起的
巨大痛楚和迷惘，遗留在远去的驿站上。人类不可避免地要在正剧和悲剧乃至于十足的闹剧 中沉思着、跋涉着，走向新的驿站。
与“大舅”和“姨父”拥有知识、家产和权力的家族相对应，此书也写了“父亲”从中破壳
而出的贫困、封闭的农民家族。与以上两个家族相反，这是一个不会产生“理论”、“主义
”和仁人、志士的家族。他们在粗糙的物质生活、瑰丽或是奇谲的神话和历史传说所构成的
亦真亦幻的世界里，在与自然界相互亲近和相互矛盾中，活着并消亡着。即使是“老爷爷” 和“老奶奶”那样以惊人
的生命力量创造生命奇迹的人，最终也没能逃脱悲剧的结局。田 园牧歌已经消亡在远去的云烟里，留给这个家族的，是挂在桑树枝桠上的挽歌。
当我将作品中的父亲、大舅、姨父等人物作为三个家族中的主要人物来表现的时候，一点儿
也不敢轻慢别的人物。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没有主次之分。即使只是在一个章节或是一些片
断中出现的清末举人或留德博士、省委书记或开明士绅、军官或艺妓、私塾先生或盲艺人、 爷
爷或奶奶、财主或长工、福音堂里的英国牧士或难童收容院里的孤儿，等等，我都倾注了同
样的心血，希望在“我”所经历的人生驿站上，给读者展示一个流动不息的人物画廊。这
个画廊里的人物或工笔、或写意、或浓墨重彩、或仅仅是用单线条勾勒出来的素描和速写 ，都应该成为可以独立存在的艺术品。
我还试图写出三个家族在地域文化上的差异，也表现了纯属个人 化的爱、恨、情、仇。但是，即使在纯属个
人情感领域，谁也摆脱不了环绕着他们的社会矛盾，也许还有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
的矛盾，例如家族内部不可割舍的亲情与政治观念上势不两立的矛盾。每一个家族、每一个 人物都有自己的一本“难念的经”。
作者向读者说明自己试图表现什么，实在是犯傻。这不仅因为他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出现自己
也说不明白的“写作冲动”，还因为读者并不在意作者试图表现什么，而只是重视自己在作
品中感受到了什么。因此，这篇“后记”只能说是作者犯傻时与读者谈心。他真诚希望
此书能赢得读者的喜爱，那将是对他年逾花甲之后的许多个不眠之夜的褒奖。
在此书即将第二次印刷之际，我还要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为此书增添了精美的插图，并支持
我对此书又作了一些修改。这无疑要增加出版成本，而没有提高书价。这样 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赢得读者的喜爱。
让我用巴金老人《真话集》“后记”中的一句话激励自己：
“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
2002年元宵节一稿，8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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