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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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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们家修房子,麦生伯身体还强壮,跑来做泥水匠。我从城里赶回去帮工,因为修房子在我们老家是件大事情。 我们那山里人,一生就三件大事:修房子、娶媳妇、生孩子。这就是我们山里人的全部的事业和辉煌的前程。他们不知道也不去想还有别的什么,只为了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一代又一代。 我们家乡的房屋分两类:瓦房和草房,很少有窑洞。但全都是黄土泥墙,站在山坡上去望我们的村庄,就像一群黄牛卧在那里晒太阳。不断有山风吹歪一股股炊烟,就像黄牛们举起来的尾巴。 房墙大都由土坯先垒起来,外边再抹上黄泥。黄泥里拌有麦草,它们是泥墙的筋肌,手挽手把着不让风雨吹打进去。常年的雨水洗干净麦草的脸,天晴时麦草上便反射出金灿灿的阳光。 这种墙的好处是可以更换,屋宇用木柱架起来撑着,墙倒屋不塌,过许多年,人们闲下来时,就把老墙扒掉,当肥料送进田里去养庄稼。这种肥料叫壮土,劲道很大,在肥料中算上品。然后再用新土做成新墙,十分方便,又给人一种新房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在我们家乡,庄稼人极少用砖做墙,过去的大地主富户也只用砖做个墙腿以显排场,都不肯一砖到底,只有一些老庙宇例外。这些神仙住的地方才完全用砖做墙,而且一砖到顶不见黄泥,和庄稼人住的黄泥墙屋形成鲜明的对比。好像只有神仙才能脱离土地,飘出人间飞上天空。爹和麦生伯都对我讲过,这是老辈人的古训,人是土物,离不开土。如果细细去追踪,这话里好像有些什么神秘的启示,在深深的揭示着人和士地之间一种生命的联系。这个联系从现实世界到精神世界,无处不有,能使人联想到漫无边际。 不过在家乡时,并没有觉得住那土屋有什么好处,除了比城里的房子多一些老鼠洞,并没有别的优点。一直到在城里住了许多年后,才逐渐体验到那黄土泥屋的温暖。具体说,那只是心灵上一种温暖的感觉,住在家乡那黄土泥屋里永远有一种躺在母亲怀抱里的安全和幸福,而且这感觉是住在城市的楼房里体验不出来的。于是每每从城里远远地返回那乡村,走进那黄土泥屋,就像一个大人又回到婴儿的世界。在这里见人不用说你 好和谢谢,谁要感谢谁,见面不用说好听话。这就使我在城里活得很累,我害怕城里人。 我小时候怕狼,现在害怕城里人。 麦生伯给我们家干活不要工钱,又特别卖力气。每天早早上架子,吃饭时才下来。撤尿时就解开裤裆掏出家伙,往墙上滋,好像满世界就他一个人。 那时候他已经死了老伴,里里外外一手人,经常吃不上应时饭。妈妈心细,每顿饭都给他碗底卧一个鸡蛋,想补补他的身子。爹让我每天都给他衣袋里塞包烟,让他随便抽。而他并不常抽,却喜欢把纸烟像旗帜一样夹在耳根。他还把抽剩的烟屁殴留着,剥去外边的纸,把烟末装进旱烟锅里。他在替我们家节省,他知道这纸烟都是用钱买来的,而钱又是用汗水换来的,能省一点是一点。庄稼人就这样,啥时候都是细水长流过日月。 那几天活儿紧,人累,但夜里全不急着去睡,一定要聚在一块排闲话。因为我从城里回来,麦生伯想听我说外边的事情,晚上也不回郑家疙瘩,就住在俺家。排闲话时,爹爱坐在木圈椅里,脚蹬住桌边儿。麦生伯爱躺在床上,扛着被卷儿,把一双臭脚蹬在木圈椅的靠背上,差一点就放在我爹的肩膀上。只有点烟时才起身,把旱烟锅对住灯头儿,把灯头火吸得一会倒下去,一会又站起来。 “娃子,”麦生伯有天夜里忽然问我,“你说,咱中国老富不起来,这是他妈的啥问题?” “中国地大,人多呗。”我说。 麦生伯重新躺下去后,自己讲起来,“闹土改斗地主时,咱们去发动人家,就说咱们共产党是为穷人们服务的。现在还这么说,还说是为人民服务的,咱共产党是人民的服务员。可要是咱共产党的干部们比群众吃得好穿得好,群众咋会相信咱?不相信,就不能上下一条心,不一条心,就搞不上去。” 爹说:“可是总要有人去当官儿。没有官儿,就没有人管;没有人管,天下不就乱了?” “可是谁来管这些当官的?”麦生伯说,“有些官要是不好好服务时,咱老百姓管不住他们,时间一长,不就生外心只为自己不为国家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咱们的官儿,是凭良心官儿。” 爹说:“一定要想个办法,让群众们一发烧当官的就头疼,群众们一肚子疼当官儿的就拉稀屎,这才能心连着心命连着命。这个社会主义搞好了,保险能搞过资本主义。” 麦生伯叹口气说:“唉,这个办法可不好想。咱老两个想了几十年,还在这原地转圈圈儿。” 我这才明白,他们这些年来想得很苦,虽然脱离革命队伍回家当了庄稼人,却并没有停止过思考。 麦生伯那晚上的话一字一句如一块块石头压在我心上,直到他死后,也没能够放下来。虽然这些话很家常,我却知道这里边的深刻内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去到麦生伯的坟地,对他说您安息吧,您想了一辈子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太阳每天都从东方挺灿烂地升起来,每次都放射出万道金光一样,难道这一天很遥远很遥远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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