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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我也是一个人。”她倒仿佛很高兴地接着说，“我妈是六〇年冬天得浮肿病死的，因为没吃的，那年我才十三岁，也伤心得不得了。可咋办呢？活着的人还得过呀！人嘛，听老辈人说，人死如灯灭。一辈一辈都是这样。有时候，遇到伤心事，觉着过不去了，可时间一长，也就过来了。”蓦地，她又转换成调皮的卖弄的神气问我：“你今天早上看到我跳舞了吗？” 　　“什么？跳舞？” 　　“‘忠字舞’呀！我专找了个对着你们窗子的地方站着，专跳给你看的。给你宽宽心，解解心烦。” 　　“‘忠字舞’？什么‘忠字舞’？” 　　“嗨！你都让人关傻了，就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忠字舞’嘛！最新的。我们昨儿晚上才学的。现在外面都跳这个舞，连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跳哩！可好看了！你明天早晨趴在那缺口子上看吧！我只跳给你一个人看……” 　　第二天清晨醒来，又在枕头边上发现一块玉米饼。正在我吃的时候，高音喇叭和哨音又像昨天早晨那样响起来。 　　我好奇地趴在破玻璃的缺口旁，看见军垦战士们趿拉着鞋，揉着惺松的睡眼，打着哈欠，从宿舍纷纷聚到操场上。他们排好队、报了数，就按乐曲的节拍跳起舞来。这种舞蹈是一系列凶猛动作组合成的，像是丛林中的非洲土人或澳大利亚毛利人的战斗舞，但又没有那种舞蹈所具有的粗犷的风趣和激情，而是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 　　然而，我看到了她。她正对着窗子，浑身充满着热情，美丽的脸庞在晨光中粲然发亮。她在举手抬足之间稍稍变换了一点点角度，任丰腴柔软的四肢和腰身依自然的节奏来摆动、竟把那一系列恶狠狠的动作化成了曼妙的舞姿。当她挺胸一跃的时候，粗陋肥大的绿布军服都没有掩盖住她婀娜的线条，她身体的突出部位却像风帆一样饱满地显现出来，伸开的两臂宛如鸟儿的翅膀，好像她马上要凌空而去似的。 　　我在她身上看到了美。不过，她怎么会把这种奇形怪状的所谓舞蹈跳得那么动人呢？我蓦地恍然大悟了：她对我的关心和安慰，绝不只是出于同情！而是爱情！ 　　我一下子倒在铺板上。这并不是被爱情所陶醉，而是有两种感觉纠缠在一起撞击着我。一种是微妙的直觉，它告诉我她是真挚的。她在这贫困粗野的环境中遇见了我，我也许正符合她早就设定的某种想像或幻想，她那少女的心就不顾目前的处境对我一见钟情。可是另一方面，自危、痛苦、惶惑、怀疑已经充斥了我的心，再没有一点余地能容纳柔情蜜意。而且，她这种竟然大胆地利用我认为虽然浅薄、但毕竟是种严肃的政治仪式来表达个人爱情的方式，也令我不安，使我惊愕。最后，后者压倒了前者，阴郁的保护自己的本能占了上风，她表露出的爱情不仅没有使我感到喜悦的激动，反而引起我莫名的恐惧。我决定拒绝她对我的温情，小心翼翼地企求避免另一次灾祸。 　　这天，出工前，女战士们把我们带到军垦战士队列的后面，听“连首长”刘俊作薅草的动员。他说，从现在开始到八月底，全连要投入薅水稻田杂草的战斗，“活一分钟就要干六十秒，宁叫身上掉层皮，也要打好薅草仗”。 　　草荒是严重的。我们随大队军垦战士来到水稻田，只见三棱草淡褐色的花和尖利的芦苇叶完全覆盖了水稻。草薅掉了以后，只有几株瘦弱的稻苗漂浮在水面上。 　　女战士们坐在农渠上，我们“犯人”在水田里列成一排，旁边田里就是分成一组一组的大队军垦战士，我没有单独和她说话的机会。收工时，我故意落在后面，等她和“多事先生”。 　　“以后，你不要再送吃的了……”他俩走上来，我阴沉地对她说。 　　“别再说这些话了。”今天，她显得很紧张，不住张皇四顾。“我还有个重要的东西给你看，昨天上面才发下来的。” 　　“嗯？”这件新奇的东西打断我的思路，“那么……你晚上还是从窗子……” 　　“不行！上面说绝不许阶级敌人看，那样做不保险。你知道吗？小顺子就是专门暗地里看你们的。发现了就不得了。等过两天我找个因由把你和这个疯子带到玉米地去灌水，就在那里给你看。” 　　这样保密，一定是关于我们这些人如何处理的中央文件了。我吞下了我的拒绝之辞，希望她能给我带来一线生机。 　　回到牢房，小顺子正在吃馅饼。 　　“喂，咱们哥儿们告诉我，今天连里来了好些小车，还有一辆‘伏尔加’。妈妈的！小人物坐大车，大人物坐小车。瞧着吧，准是兵团或师里来了人，还准是奔咱们这号人来的！” 　　小顺子有很多北京天津的小“哥儿们”，白天经常来看他。他们不经过合法的渠道，也利用那块被王富海打碎的玻璃传递食品和消息。 　　果然，她端中午饭来的时候，传达“连首长”的命令，叫李大夫到连部办公室去，看来，上面开始处理我们这些人了，我第一次有点兴奋起来。 　　“别啃玉米饼了，李大夫。”小顺子夺下李大夫的筷子，“现在就去，妈妈的！首长保险管你一顿红烧肉。” 　　下午，直到我们已经到田里薅草时，李大夫才由那个小姑娘押回来。他神色懊丧，颤颤巍巍地下了水稻田。 　　“什么事？”我们都慢慢向他靠拢。 　　“唉——”李大夫长叹一声，抬起头向四周窥视一遍，“我……我做错了一件事呀……” 　　原来，是兵团军管会会同师部军管会的军代表前来调查宋征死亡的原因。在把李大夫叫到办公室之前，刘俊和另一位师首长已经在另一间房子里向李大夫“打了招呼”，要他证明宋征“害的是阑尾炎”。 　　人们都知道，李大夫是一九四五年华西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有二十多年临床经验，关进来以前是农建师医院的内科主任，够得上是个“学术权威”了。他的证明，是再有力不过的。 　　“……怎么办呢？在兵团和师的军代表面前，刘连长跟那个师首长一直拿眼睛瞪着我。说错一句，后果不堪设想呀！后来……后来，我只得写了证明。我想，等以后出去再说吧。听师里来的军代表的口气，宋副师长的家属向北京告了状……” 　　我们大失所望。停了一会儿，老秦突然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冷酷的话： 　　“你还想活着出去吗？” 　　“这……这……”李大夫惊惧地瞧着他，拿着杂草的手索索发抖。 　　“你想想，”老秦分析说，“宋征死亡的真实情况，只有我们这些人知道。你现在被他们利用，作了假证明，你以为他们会相信你吗？你说你以后出去再说，他们也料到你有这一招，你就成了他们的隐患。现在，你人还在他们手里，只有先把你整死，他们才安心。你看吧，宋征的下一个，就是你！” 　　“啊……啊……”李大夫脸色苍白，像喝醉酒似地在水里晃晃欲倒。我赶忙扶着他。 　　而真如老秦所料，新的迫害的苗头很快就露出来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刘俊大摇大摆地到田头检查质量。他站在田埂上先看看田里的草薅得干净不干净，然后在撂到田埂上的杂草堆里拣出一把，一根根地审视着，我们都屏声息气，像在听候宣判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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