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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但是，那时我毕竟到了生理阶段的“青春期”，我“发情”了却找不到“发情”的对象，只好到一些还没有被禁止阅读的中外古典小说中去寻找。一位位佳人淑女在发黄的书页上风情万种，通过我的眼睛抚慰我渴望女性的心灵，当时我以为那只是“饱眼福”，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所谓的“意淫”。由于整天“意淫”，对学校教的ｘ＋ｙ=ｚ以及像天书般的化学分子式等等完全一窍不通，数理化每门功课都交白卷。若干年后中国出了一位著名的“白卷先生”，我想他大概也与我一样是“意淫”的结果。但他远远比我幸运，竟因为交白卷成了革命接班人，而我却因此被学校当成再恰当不过的政治标靶。那时，连普通中学也要开展“忠诚坦白”的政治运动，据说那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必经过程，学校天天开会动员中学生向领导“交心”。我不知道领导要那么多“心”干什么用，十几岁的中学生上交的“心”非常单纯，满足不了领导的需求，于是领导就到家庭成份复杂的学生中搜寻复杂的“心”，我这样家庭出身的学生就首当其冲。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其他同学学习都很好，我这个“白卷先生”就成了重中之重。 　　我倒是很想把“意淫”的内容上交给领导，却又一时难于启齿，正在犹豫不决斟酌词句的时候，一天班主任反而主动亲切地找我谈“心”。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心”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然后和蔼地问我知不知道宿舍里经常丢失私人物。品，什么袜子墨水信封信纸邮票钢笔针头线脑等等等等。我说我知道，我自己也丢过一双袜子。班主任说你知道就好，很好！你应该向领导坦白是你“拿”的。我惊诧地问我自己的袜子怎么会自己去“拿”？班主任启发我说：不是你“拿”了自己的东西而是你“拿”了同学的东西。我断然地摇摇头说我从来没有“拿”过同学的东西。班主任说你应该承认你“拿”过，你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生在那种家庭的人天生下来就和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不一样，有“拿”别人东西的毛病，你承认了，认识了，那种毛病才能彻底改正。 　　我疑惑地说我好像从小就没有那种毛病，那种毛病不就是“偷”吗？班主任不厌其烦地教导我说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身上，那种毛病是不自觉的，再说，“拿”和“偷”不一样，“拿”是偶然性的，“偷”是经常性的。你只不过偶然“拿”过同学的东西里了，怎么能和“偷”联系在一起呢？这话虽然很有道理但我还是想不通，这比“青春”与“青春潮”的区别还难懂。班主任宽容地说你好好想想，想通了就老老实实承认下来，又说，承认了对我绝对有“好处”，领导的政策一向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承认“拿”了同学的东西以后照旧读书，就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班主任每天至少要找我谈三次“心”，同学们议论纷纷，弄得我整天如芒刺在背，何况，班主任的苦口婆心最终打动了我，觉得再不按他的教导承认“拿”过同学的东西也太对不起老师了。最后我终于低下头问他，您说我“拿”过些什么东西好呢？班主任见我总算被他说服，轻松地往藤椅上一靠，拿出纸笔让我记录，他翻开他的小本子念一件我写一件，什么袜子三双、邮票十张、信封一沓、用过几张的信纸一本、球鞋一双、墨水两瓶、钢笔一枝、铅笔四枝等等等等。我写完交给他，他一目十行地看了非常吃惊，喷喷地说，一件件东西加起来就不是偶然性地“拿”，而是必然性地“偷”了！又摇头感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多么难教育好。 　　几天后，学校却宣布将我开除，这就是班主任答应给我的“好处”。过了四十年，这所中学举办五十周年校庆，同时要编一部《同学录》，据说我是母校培养出来的最有成就的学生之一，母校来信向我索取照片及“几句话”，我写了“感谢我的母校给了我一个艰难的起点”寄给她。所谓“艰难的起点”，主要指学校宣布开除我那天竟将我母亲叫到学校，等校长在操场上当众宣布了我是“盗窃分子”之后，让我母亲在众目腹膜下与我见面。这大概是当时学校采取的教育学生同时教育家长的一种方式。我看见母亲慈样地坐在学校长廊的板凳上迎接我，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母亲却握着我的手说她决不相信我会盗窃，即使有人教我也教不会！我母亲没有流一滴眼泪，临走时只给我的母校撇下了一个礼貌而蔑视的微笑。 　　为了母亲，我彻底断绝了“意淫”的恶习。从此我天上地下人间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有再想女人。于是我的“青春期”就只能用另一种形式来表现。 　　我被学校开除不久就进了铁丝网，（唐诗三百首）给我种下的祸根终于茁壮成长并开花结果。那时社会上最危险的职业不是盗窃分子而是诗人，我这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既“盗窃”又偏偏要写诗，写的诗又不是（酬唱集）中的那一类，只能怪我自找倒霉。 　　所幸的是，据跟我一起劳改的犯人说：“坐三年牢见了老母猪赛貂蝉”，这话非常形象地刻画出长久见不到女人的男人会变得怎样饥不择食，把母猪都当成美女。我却正因为压根儿没跟女人接触也压根儿不想女人所以毫不感到性压抑的折磨。我见到猪，特别是我能宰杀的猪，一心只想怎样把它吃到嘴。 　　有一年冬天在猪圈除粪，一头乳猪哼卿哼卿地朝我踱来，我估量估量手中磨得提亮的铁锹再看看它的脖子，锹光一闪它小小的头颅就应声落地。我的手法快得像公孙大娘舞剑器：“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周围的犯人还有劳改于部连小猪的叫声也没听见。到收工的时候它的血也淌净了，我一把拎起它揣进怀里，回去和同号子的难友围着火炉大嚼了一顿。 　　若干年后有一部根据我写的小说拍摄的电影，里面的主人翁在苦难中曾想到自杀，于是很多人以为我也如此想过。殊不知我不但从没想过自杀，天天想的倒是怎样杀死可吃的动物，包括老鼠青蛙癫蛤模；我从未想寻死，只想着怎样死里逃生。我曾读过一部革命小说叫《红旗谱》，别的都忘却了惟独记得一句话：“出水再看两腿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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