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一半是女人(56)_张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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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

他两手乱摇，咕哝着：“谢什么！……看来一切都要靠时间来解决了……要是有什么事，可以写信来。” 　　“好的，”我说，“如果我还能够写信的话。” 　　我在碎石公路上步行了十几里，没有碰见一辆汽车，只有几辆大车和我迎面错过去。赶车的把式晃着鞭子，弓着背，和海喜喜一样地沉郁。他们是去城里装砖的，车厢板上落满红色的砖渣。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路的尽头：在蓝色的天空下的一个小黑点。那就是喧嚣的城市，正在向人们猛烈开火的城市。先是用语言文字，紧接着就要用棍棒和枪弹。北边，大路的尽头消失在荒漠之中，象一条河似的，分散成为许多支流，于是也就无所谓哪是它的源头了。在大路两旁，还有一条条人踏出来的小道，向旷野里延伸。我走到一条干涸的大渠上，就开始岔向去我们连队的小路了。　　草原已经被“学大寨”的人们破坏了。旷野上到处是一块块废弃的田地，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硝碱，象肮脏的雪原，象披麻戴孝的孤儿。虽然经过多少次风吹雨淋，但仍能看到一条条如伤疤般的犁沟，横七竖八地划在旷野的肌肤上。自然和人同时受到鞭笞；“学大寨”的结果是造出了更多的不毛之地，硝碱地上连一株草都不长。欢快的春风从黄河岸边吹来，一下子跌落在这里呜咽，表示对草原的痛惜。啊，这就是我的田野！　　走过硝碱地，穿过干竭了的沼泽，是一片沙化了的草滩。一丛丛芨芨草的宿根周围堆满细沙，并且风还不断地把沙子刮来，越积越厚，越积越高。于是，一个个绿色的生命就窒息了、淹没了、死亡了。绿色在无可奈何地退却；生命在软弱无力地消失。春天回到这里。但是她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所以这片黄色的土地上便没有春天。　　我走着。我走过硝碱地，走过沙化的旷野。我练就了一双惯于走流沙的脚。这双脚生下来是又白又嫩的，任何鞋袜对它来说都太粗糙了，它只能悟在母亲的手掌之中。但现在它已经习惯于赤裸裸地走过砾石，走过荆棘，走过发黑的沼泽，走过蜇人的硝碱地…… 　　在硝碱地和旷野的那边，才是麦田。麦田的边缘，还可看到白色的硝碱，麦苗稀稀拉拉的。这是生命和死亡对峙的地带，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再往里走，麦苗才显得旺盛起来。田埂上长着苦苦菜的嫩芽，还有茸茸的青草；春天的土地不用浇灌也是湿润的、柔软的。空气中有一股哀婉的绿色的气息。去年春天，也正是在这个季节，我回连队走的也是这条路。当时的景色和这时竟毫无二致，仿佛这一年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一切都不还是我的幻觉，我的梦境。过去，在我面临突如其来的、不可理解的灾祸时，我常常幻想，如果时光能倒流，如果能让我再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生活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做得更聪明一些，躲过这场可以避免的灾祸，或是有充分的准备，来迎接这场不可避免的灾祸。那么，现在，是不是还让时光倒流回去，倒流到去年这个时候呢？　　不！　　即使魔法能使我再从那时开始生活一次，我从这里走回连队以后，还是会象去年一样向她求婚的。这一年，是我短暂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的预感告诉我，这一切都不会再演一遍了。今后我不可能遭到这样的屈辱，经历这样的精神痛苦，但也从此不会再有这样的快乐和这样的幸福。　　特定的感受在人生中只能有一次。　　我走着，迈着沉重的步子。　　我走回去。回去后就要离婚，这和我们必然会结婚一样，也是一个命定。　　啊！我的旷野，我的硝碱地，我的沙化了的田园，我的广阔的黄土高原，我即将和你告别了！你也和她一样，曾经被人摧残，被人蹂躏，但又曾经脱得精光，心甘情愿地躺在别人下面；你曾经对我不贞，曾经把我欺骗过，把我折磨过；你是一片干竭的沼泽，我把多少汗水洒在你上面都留不下痕迹。你是这样的丑陋，恶劣，但又美丽得近乎神奇；我诅咒你，但我又爱你；你这魔鬼般的土地和魔鬼般的女人，你吸干了我的汗水，我的泪水，也吸干了我的爱情，从而，你也就化作了我的精灵。自此以后，我将没有一点爱情能够给予别的土地和别的女人。　　我走着，不觉地掉下了最后的一滴眼泪，浸润进我脚下春天的黄土地。　　第二十七章　　毛主席语录　　认真搞好斗、批、改。　　申请书　　今有三队农工章永璘、黄香久，自去年结婚以来，一直感情不合，不能搞好家庭团结。长此下去，不利于农场的生产，也不利于个人的改造。经我们二人协商，一致同意离婚。离婚时的财产处理，由我们二人解决。今后，我们二人保证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个人的改造中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此申请望领导批准为荷！　　敬礼！　　章永璘　　黄香久　　1976年3月　　我把这张申请书摊在曹学义面前。　　曹学义的眼睛避开我的目光，盯在这张申请书上，喝着嘴唇，微蹙着眉头，左看右看，一时拿不准应该怎样答复。　　我没有等他示意，便拉过一张凳子坐在他办公桌对面，背靠着墙，点燃一支烟。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摘下绿军帽，搔了拯板刷似的头发，又戴上。他的一条腿抖动起来，致使他的肩膀也随之摇晃。他的另一只手一会儿摸摸墨水瓶，一会儿摆弄一下面前的纸张，一会儿拿起笔，但在我以为他要签下他的大名时，却又放下了。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他终于喃喃地说。　　“听谁说的？”我有点咄咄逼人地问。“听黄香久吗？” 　　“哪、哪里……不是！”他赶紧声明。“大伙儿都这么传嘛。” 　　我不作声了，等着他。　　我原来料想他可能要在我使用这条牛头不对马嘴的语录上找点岔子，但是他却不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其实我早作好准备，如果他真的找岔子，我就要请教他，究竟有哪一条“毛主席语录”适合写在离婚申请书上。我要在离开之前发作一次政治性的歇斯底里，表示一点可怜而又可笑的愤怒。等他们来抓我时，我却戏剧性地跑掉了。但他没有给我这样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办公室外面阳光灿烂。窗前有一个人影走过去，他抬起头张望了一下。他现在盼着有个人进来打扰我们。而我偏偏选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时候连黄香久也在地里干活。　　“是不是——可以调解一下？”他捏着纸，歪着脑袋，慢吞吞地问我。　　“让谁来调解？”我问，“让场部来人吗？” 　　他听出了这句话的份量，尴尬地笑了笑：　　“哪用场部来人嘛。咱们队上，有谁跟你们好的？黑子咋样？” 　　“我看，还是不要有外人掺合进来的好。”我冷冷地说。　　“那也是，那也是……”他表示同意，“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我想操起桌上的墨水瓶砸在他四四方方的黑脸上。但这只是我一瞬间的冲动。我很惭愧；在“领导”面前能做出真正男子汉的举动，恐怕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把我逆向地“改造”过来。现在，我的话里面虽然有骨头，但坐的姿势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变成了弓腰曲背的了。卑微感已经渗进了我的血液，成了我的第二天性。忍耐点、忍耐点！我自我解嘲地想，我要等他签名，这份离婚报告主要是为了她的安全。他巴不得我们离婚，但又必须做出这种姿态。这是一出很短的过场戏。　　“黄香久同意了吗？”他沉吟了一番，又问。　　“当然同意了，”我肯定地说。　　“这好象不是她本人的签名。”他脸凑近纸看了看，仿佛在说，你看，我对你们多负责呀！　　“怎么？要把她叫来你问问吗？” 　　“哦，那倒不用。”他无谓地笑笑，两手使劲地搓起来。“我记得去年的结婚申请也是你代写的。” 　　“曹书记的记性挺好。”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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