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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人要瘦,有什么办法?”我无力地说,“至于黑嘛,你也知道,太阳这么毒……”

  “你就不知道在树荫底下呆着?一个放牲口的,还那么负责!把你稀罕得不行!”

  星星开始闪烁出微弱的亮光,而在西方的山顶上,一抹桔红色的霞光还没有完全熄灭,宁静地照耀着渐渐昏黑的坡地。

  “你也搬个小板凳来坐一会儿嘛。”我说,“你看,夜里这么好……”

  “我还忙着哩!哪象你有心思一晚上数天上的星星!”她抱着一大抱衣裳,掀起门帘啪嗒一声进去了。竹门帘是我趁放牧的方便,骑着马到三十里外的供销社买的。她细心地将四周用白布一针针地缝了一圈包边。“这样,就能用好几年,”她说。

  她还想着“好几年”的事!

  我进到里屋去的时候,她还在纳鞋底。

  “给谁做的?”我搭讪地问。

  “还有谁?这屋里就两个人,你说还有谁?”

  她抬起手,把针锥在头皮上刮了一下。动作利索,手势优美,宛如京剧的花旦一甩水袖。

  鞋底很大,那当然是我的。

  我脱了衣裳躺到炕上。夏天的土炕,到夜晚会自然散发出如月光一般的清凉。光脊背贴在薄薄的褥子上,就象浮在平静的水面。我是一片落叶,任微风把我吹到任何地方。我曾想过:女人,我要逐渐地熟悉你!可是三个月过去了,仅仅是一个她就比刚开始接触时更难以捉摸,难以预料。大脚的女哲学家说得对:你能把人“思谋”得透么?

  尤其是女人!

  那天早晨,小李子开着拖拉机回来,我站在空空的拖斗里。拖斗后面,还拴着两匹马。拖拉机在前面不慌不忙地用马走的速度滚动着,马无精打采地一步一点头,仿佛瞌睡没有睡够。大队正巧出工,全体农工在路日上看我们这支奇怪的行列。小李子先声夺人,还没有走近人群就大喊大叫起来:

  “妈的!这车能开么?!还没有到站就熄了火,把我们搁在荒滩上,幸亏老章半夜回来牵了牲口才拉着。要不,两个人早都让狼吃了!X他妈!不给咱们俩记四个工,老子跟他没完……谁有本事谁来开吧,老子要回场部睡觉去了!”

  小李子跳下拖拉机,骑上自行车一溜烟回他当官的爸爸那里“睡觉”去了。在人群里,我看见她疑疑惑惑地盯着我的脸。

  “是你昨晚上回来牵的牲口?”她露出尴尬的笑容。

  “是我。”我沉着脸解下拴在拖车上的缰绳。

  “那……你咋不回家?”她跟在我的身后。

  “哼哼!”我冷笑了一声。自我们结婚,我还没有这样冷笑过。“好象家里不只你一个!”

  我很平静地回答了一句,跨上光背马,就向马厩跑去了。

  自此以后,她就开始用这种既象是关心,又象是埋怨的口气跟我说话。你怎么理解都可以。但这毕竟比单纯的埋怨听起来要舒服一点。在此之前,她可是一直用埋怨和讥讽的语气跟我说话的。

  并且,她洗衣裳也洗得勤了,有时我甚至觉得没有这样的必要。“我过单身生活过惯了,”我说,“衣裳脏一点没有关系,你看人家,比我还脏!”

  “你惯了我可不惯!”她强迫我把厚厚的帆布工作服脱下来,“你身上一股马汗气,走到人跟前都呛鼻子!尽看人家:人家去死,你也去死?!”

  也许是这样!

  同时,不论我吃多少,她再也不说“咱们的定量可不够了”这类威胁的话。

  现在,她又给我做鞋,一针针地纳着鞋底。她说忙,指的就是这件活。

  然而,我倒于心不忍了。何必拖着她呢?

  “香久,”我在炕上躺了一会儿,眼睛看着顶棚说,“你怕刚结婚就离婚,名誉上不好听,那么我们安安静静地过上一年吧,到明年,你去提我去提都可以。我们好合好散。理由嘛,就说我们感情不合。要不,就说一个南方人,一个北方人,生活习惯怎么也搞不到一块儿。你看怎么样?”

  她不回答我。屋里只有嘶啦嘶啦纳鞋底的声音。

  一只大甲虫砰地撞在玻璃上,想来扑灯火,却仰面朝天地落在窗台底下,嗡嗡地直叫。

  广播喇叭里吹响了熄灯号——十点了。这是“全国学习解放军”以后的新气象。即使在这个荒僻的小村庄,作息制度也一律由军号来指挥。军号是录在唱片上的:起床号、出工号、收工号、熄灯号……场部管广播的小姑娘搞不清楚,经常在出工时播收工号,收工时播起床号。

  可是今天播的很对:是熄灯号。

  她动作麻利地将一大截麻绳绕在鞋底上。转身拿起管帚沙沙地把褥子扫干净,还没有躺下,就啪地把灯拉灭了。

  时间在黑暗中流逝,生命也就随着消融。窗台下面的大甲虫还在嗡嗡地叫,始终没有翻过身来。也许它永远翻不过身来了,但它仍要不懈地翻。一会儿,甲虫的嗡嗡声和我耳鼓膜里面的血液流动声合在一起了。分不清哪是甲虫的声音,哪是我血液流动的声音。于是我觉得我似乎就是那只甲虫。我的背麻木了;我感到疲倦;我的四肢很沉重……而在我朦朦胧胧快入睡的时候,她却忽然说起话来:

  “你可以上医院去看看嘛。我听说,这病是能治的。”

  我终于弄清楚了这声音是她说的话。我使劲地把我的精神找回来。把神经调整了一下。为了表示心平气和,我又无可奈何地笑了一声。

  “现在医院哪有看这种病的?只有人工流产,结扎……”

  “到大医院去。”她的声音好象离我很远。“要不,找走江湖的郎中。”

  “笑话!”我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到大医院要证明,别说场部不给我开这样的证明,就是开了。医院一看我这样的身分,又是看这种病,连号都不会让我挂。江湖郎中?现在哪儿有江湖郎中?早让人家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我清醒了以后,我蓦地发现我内心里早已滋生了不能跟她再继续生活的念头。我断然地拒绝了使我可能好转的一切机会;我要把这道沟挖得更深一些,使我和她之间的地壳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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