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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想到女鬼，想到吊死鬼。我们住的这幢远离劳改大队的土坯房——照日本战术教科书上的术语说，是“独立家屋”，是自五十年代初期建立劳改农场以来就耸立在这广袤的、平整的田野上的，年年月月，饱经风霜。据传说，五十年代中期，渠那边庄子上有一个黄花闺女，为了抗拒父母包办的婚姻，大白天就跑过斗渠到这屋子里来上了吊。这是个上吊的好地方，屋顶上没有顶棚，弯弯扭扭的木头椽子露在外面，随便哪根椽子上都可经搭上绳子。而且，有谁会到农闲时空无一人的这幢属于“严禁入内”的劳改农场的“独立家屋”中来，干扰她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刑期在十年以上的老劳改犯说起来，至今还津津有味： 　　“咦！俊着哩！还穿着红鞋，两条大辫子，唏溜个光！脸白森森的，眼睛毛毛长刷刷的。咱们给她抬下来的时候，身子骨还软软的……” 　　有的老劳改犯说她尿湿了裤子，说她舌头伸得老长老长，据说吊死的人都是这副模样，可是大多数老劳改犯都认为这是对她的亵渎，坚持把她描绘成一个仙女，我们这些后来的劳改犯，没有亲睹，对她当然不具有那种崇敬的情感，只是一个劲儿地想把她还原为活生生的肉体。“熬着点吧”，在受煎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把她当作精神上的慰藉。 　　啊，贞洁的、勇敢的、不知姓名的姑娘，原谅我们吧！ 　　有时，场部晚上放电影，王队长通知我们去看——看电影是“受教育”——留下一个人看管夜水就行了。每次我都让他们十二个人去，我独自坐在“独立家屋”里。当领导，即使是当个犯人头，也必须公允，能自我牺牲，这才会取得被领导者的尊重和服从。蛙声咯咯，渠水淙淙，稻田上的清风如泣如诉，恰恰时隐时现的和弦。窗外，漆黑的一片，玻璃上涂满污浊的泥痕。豆大的油灯伴着我夜读。当我只见我一个人的身影，模糊地印在泥皮斑剥的土墙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十三”。“十三”！这是个极不吉利的数字。这个数字会把她召唤出来。 　　果然，她从梁上飘落下来了。先是一团不成形的彩色的雾气，落到地面上，便立刻凝聚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美丽的姑娘。和老劳改犯说的一样，两条大辫子油光水滑的，长长的睫毛，水灵灵的眼睛，皮肤即使在昏黄的油灯下也显出白中透红的光彩。她还穿着冬天的红棉袄，脚上果真穿的是红鞋。简陋的小土坯房因为她的到来而变得喜气洋洋了。 　　她轻轻地掸拂着衣衫，怯怯地向我靠近，并发出一声暖人心意的深深的叹息： 　　“哎，苦啊——” 　　“来吧，”我向她伸出手去，“你苦，我也苦，让我们两人在一块儿吧……” 　　“我说的就是你呀。”她将手搭在我的肩上，弱不禁风的、但又很温暖的身躯紧贴着我，眼睛看着摊在我面前的书。“你苦，我不苦。人死了，什么苦恼也没有了。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你等人睡下了，又爬起来看书，何必呢？别把身体搞坏了。” 　　她的声调是幽怨的。我搂着她那娇小的腰肢。我被她不自以为苦却关怀着我的精神感动了，我含着辛酸说： 　　“你也苦呀。为什么年纪轻轻地就寻死呢？活着总比死了好吧？你要是活着多好！” 　　“活不下去呀，”她微微地晃动着身子，使我有一种进入梦幻般的感觉。“人要把我嫁给我不愿嫁的人，你说还能活吗？”她又低声地说：“当初，要是你在就好了。我正是要出嫁的那天跑到这儿来上吊的。那天你要在这儿，我就不上吊了。” 　　我把她揽进我的怀里，让她坐在我的大腿上；抚摸着她光滑的发辫。“这都是社会的原因呀，”我说，“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没有真正的婚姻自由。我看书，就是要探索怎样才能建设一个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社会。” 　　她似乎不理会我的说教，扭动着身躯说：“那是哪辈子的事呀！想也不敢想。我们的区委书记也这么说，广播喇叭也这么喊，可是一点不管用！不过，死了也好。你要是当作我是活人，我就活过来了。”她又扬起脸，深情地说，“你是我的好人人！你别学广播喇叭说大话。我给你唱个歌吧。我好久没唱了。我一直憋着哩，我要唱给我喜欢的人听。” 　　于是，她轻声地唱起来。歌声仍然是幽怨的，但却娇嫩柔婉，在我眼前展开春天里一片无人注意，任人践踏的黄色的蒲公英： 　　清水水玻璃隔着窗子照， 　　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子门来单扇子开， 　　叫一声哥哥你进来。 　　眉对眉来眼对眼， 　　眼睫毛动弹把言传。 　　一对对母鸽朝南飞， 　　沷上奴命跟你睡。 　　…… 　　然而，劳改犯人们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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