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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于是，他把他办的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一件一件摊开在她面前：最早，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尤小舟的敬仰，接着是放跑“黄毛鬼”，又捅了二十只羊，随着把郝三送进了劳改队，然后在酒里面兑水，欺骗忠厚的蒙古族牧民，脚跟一踅，又去谎报水情，糊弄领导贺立德，社教的时候瞒田瞒产，蒙混过关，文化大革命里又左摇右摆，先放走了吴尚荣，以后为了尤小舟又得罪了王一虎，现在又不得不去投靠贺立德……唉，他自认为从来没做过坏事，可又觉得浑身都是罪孽。为啥他最忌讳他的名字上打叉叉呢？就因为他感到这么下去很可能会挨枪子儿……他十分恐惧，又万分羞愧——因为他是“两面派”、“半个鬼”！ 　　韩玉梅静静地听着，温存地抚摩着他。星光下，她眼睛里闪烁着凝神倾听的神采。听到他谈到惊心动魄的地方，就插一句：“啊，你是我的好人！”听到他搞的那些鬼，还是这么说：“啊，我更心疼你了！”他像一片长着薄荷、雏菊、蒲公英和牵牛花的草地，他的话像黄河决了堤，语言的洪流不论流到哪里都漫无阻挡。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大自然大概正是为了这个才把人分为男人和女人的吧！你可以把自己成熟的或幼稚的、严肃的或荒诞的、深奥的或浅薄的、崇高的或可鄙的、圣洁的或狼亵的、公正的或自私的……把肺腑里所有的东西都抖落出来，即使你只不过在对着她自言自语，她那一对忠贞的、无私的、爱恋的目光就给了你一道光亮，使你能把自己料理出个头绪。 　　银河悄悄地在夜空转了方向，时间不知不觉从他的絮语中流走，夜风沙沙地刮过水稻田和玉米地，送来一阵阵稻花和嫩玉米的甜香；成熟的小麦点头晃脑地，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拉炭的汽车还没有来，可能是司机喝醉了酒。终于，他沉默下来，抱着一种刚痛痛快快地洗完热水澡的舒畅心情，眯着眼枕在她的腿上。他有了一个知心人，他能把所有的心思告诉她；他的话说完了，他的灵魂也得救了，他的两重性格在她的怀里重新统一起来。他坚定地相信了自己不是“半个鬼”，而是一个人！ 　　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第一次愉快地体验到，有比肉欲更高、更惬意的享受；这一对没有多少文明知识的庄户人，第一次欣喜而新奇地发现，两颗心合在一起比两个肉体搂在一起更为美好。 　　她最后的一句话是：“你等着我回来。” 　　这样一段本来应该是刻骨镂心的回忆，由于以后的一个巨大冲击，反而像被磨损的影片一样模糊不清了。现在，当时的全部过程已经不可能再以清晰的图像在他脑海里重现。因为那已化成了他胸腔中最脆弱的一个病灶，略微一触，就会使他全身痉挛起来。 　　驴车现在走下了高坡，夹板上的麻绳陡地拉得笔直，皮脖套也吱吱地叫了起来。毛驴不情愿地摆了摆耳朵，想了一想，只得仍然不紧不慢地拉着车子向前，这时，古道弯向了河边，这一段河滩上没有茂密的芦苇，在月光下能一直看到对岸的沙坡。深蓝色的沙坡笔直地向南北两边伸展，没有起伏，也没有止境，风从沙坡那边刮来，带来一股河水清冷的潮气，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当天晚上，司机喝醉了酒，第二天清早，车才路过他们五队的庄子。她坐车走了。那一天，“粮食工厂”停了工，庄子上空前地寂寞冷清。 　　她告诉他顶多去三天，可是，五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她仍杳如黄鹤。他越来越焦灼不安，并且直觉地感到出了不幸，他进城去钻天觅缝地寻找她。 　　她所说的群众来访接待站门前排着长龙。头搁在西门，尾巴一直拖到护城河桥头。脸色忧郁、阴沉和愤慨的人们在队伍里互相探询案情，打听消息，嘈嘈叨叨，热闹得就和自由市场一样。他挤进接待站，工作人员仿佛被无数痛苦的申诉折磨得麻木不仁了，对这么一个农村妇女毫无印象。他以为韩玉梅走进城来，人人都会看她两眼，可偏偏人人都没看见过她。第二天，他拿来贺立德的条子找着接待站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过去是贺立德的部下，搬出一大摞小本子，帮他从她离开庄子那天一直查到当天，没有一个叫韩玉梅的上访者。 　　他去找司机。司机是他管辖下的九队一个社员的女婿，人很老实。据司机说，因为她跟他老丈人在一个大队，所以特别关照，那天早晨开着车直接把她送到西门。她看到接待站门前那么多人，曾犹豫了一下，司机劝她先去吃饭，她说不，先排上号再说。司机又告诉她他家的地址，叫她中午到他家吃饭，没住的地方，晚上还可以跟他女人睡在一个床上，中午，她真的找来了，挺高兴地说有一个过去在什么工厂受了处分的人很热心，帮她把号挂上了。还说，要是省里不解决问题，还准备上北京哩。一上午，她好像就增长了不少关于上访和落实政策的知识，表现得很兴奋。临走，还跟他女人说好晚上来睡。他女人挺喜欢她，说她是个憨厚的庄户人，又是一个大队的乡亲，特地给她换了新床单，铺了干净褥子。可是晚上她没来，从此也就不见了。他们两口子还以为她回庄子了哩。 　　既然挂上了号，为什么登记簿上没有呢？问司机，司机除了“什么工厂受过处分的人”几个字外，提供不出任何东西。 　　他丧魂失魄地在省城转了两天，要不是贺立德和刘卫青极力劝阻他，他就上北京了。不过，老贺还是够朋友的，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帮他寻找线索，第四天，贺立德告诉他，公安局军管会的通报上说，半个月前，盐海湾铁路旁边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从岁数、身材、发式上看，极像他要找的韩玉梅——老贺早已忘了韩玉梅就是他曾想逮捕的“坏人”，还以为是他魏天贵的一门亲戚哩——叫他去一趟盐海湾。 　　盐海湾是去北京途中的一个大站。他拿着省“红革造”的介绍信找到盐海湾公安局军管会的负责人，负责人很认真地接待了他，说女尸已经焚化了，又没留下一点遗物可供证明身份，只拍了几张照片。但因为在扭打过程中面部被击伤，所以面部特征也不太清楚……他拿着几张女尸全身的、头部的、正面的、侧面的照片，越看越像，别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只听见自己耳朵里清清楚楚地回响着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最后，一下子晕倒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 　　他又回来了。 　　在火车上，他就心焦火燎，两只拳头攥得紧紧地，替火车头暗暗加劲：快呀！快呀！快呀……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像头老狼：硬发高奓，两眼血红，满腮胡茬，一脸凶相。同车的旅客看着他，心惊胆战，都以为他不是武斗里逃出来的凶手，就是越狱的犯人。他要喝水，但画着铁路路徽的茶缸老在他牙齿上磕碰，水洒了一身，却喝不进嘴里，他就这样带着两片燎了泡的嘴唇回到庄子。 　　回到庄子刚刚天黑，他没有进家，一口气跑到那块麦田，一头栽在他们俩曾在一起的田埂旁边。 　　麦子已经割过了。麦田上只剩下短短的麦茬和被割去顶端的首蓿。他跪在已被烈日晒得板结的麦田上，在他们俩坐过的地方爬来爬去。同时，死命地揪着首蓿、揪着麦茬，把它们连根拔起来，用坚实的牙齿嚼着、咬着、撕着，牙齿和手指都渗出了鲜血。他要哭，却没有眼泪。他的喉咙里只能发出阵阵暗哑的嘶嘶声。初升的月亮照着他：他像一头得了噎食病的老熊，伏在地上对着田埂干呕。 　　他在那里趴了一夜，天亮时，出工的社员才发现他…… 　　他也抱过她还会回来的希望。尤其在一九七一年，上面发下来一份多少多少号文件，说是四川和广西竟有拐骗妇女的集团，一鞭子吆好几十，赶到缺少妇女的地方去卖。这曾激起了他很大的幻想，但若干年过去了，她仍杳音讯。从此，那块麦田——仅仅是那么巴掌大的一点，就和他老妈的坟墓一样，成了他心中的一块圣地。不管什么学大寨、造平原、开沟渠、铺农田，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始终没有在那里动过一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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