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轭(67)_周梅森

六七

　　§卷三第四章

　　这年4月，省委已进行了两次改组。指示郜明撤离清浦的省委不是以往的老省委，而是第二次改组后的新省委。新省委书记是个留学苏联的中年同志，姓田，叫田昌仁。郜明第一次走进省委秘密机关所在的大盛粮行，向田昌仁报到汇报工作时，这位新省委书记就毫不客气地批评郜明，说是清浦的工作全被郜明等同志搞糟了，说郜明执行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放弃了清浦革命的领导权，对以安忠良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一再妥协、忍让，最终导致了今日的完全失败。

　　新省委书记田昌仁对清浦的情况十分了解，说出的话有根有据。据田昌仁分析，清浦的局面按说不应该搞得这么糟。清浦不同于省城，北伐军到得迟，就是在上海、武汉的国民党公开叛变革命以后，还是有可能拼力一争的。清浦特支完全可以在北伐军到来之前，以主动的姿态迎接国民党的挑战，组织实力雄厚、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产业工人进行武装暴动，尝试建立城市工人政权。可清浦的共产党人没有这样做。身为清浦特支书记的郜明心存幻想，动摇不定，坐失了良机。

　　田昌仁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今天这种被动局面，客观原因很多，却也和郜明个人感情的脆弱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共产党的特支书记，却总念念不忘威廉大街那个被躲掉的早晨，总也忘不了凶恶的反动分子安忠良曾救过自己的命，因而，在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关键时刻，摇摆不定，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田昌仁讲得有道理，郜明口服心服，承认了自己犯下的右倾错误，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写了一份题为《关于清浦工作之检讨》的总结报告。在总结报告中，郜明彻底清算了自己和前省委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清浦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请求处分，并要求新省委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新省委对郜明认识错误的态度比较满意，把郜明的总结报告摘要整理后，作为省委文件发了下去。同时发下去的，还有关于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指示。

　　据田昌仁说，目前的白色恐怖只是表面现象，实质的问题是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为此，有基础的城市和农村，应该毫不犹豫地积极组织武装暴动，建立红色工农武装。尚无基础的中心城市，像他们所置身的省城，也应该大力开展街头革命宣传活动，造成广泛积极的政治影响，以行动证明共产党组织的强大存在，打击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新省委提出：我们要做行动中的革命者！

　　郜明从沮丧中振作起来，主动向省委申请，到火热斗争的第一线去，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纠正自己的右倾错误。省委慎重研究之后，却没同意。省委书记田昌仁认为，郜明长期从事城市地下工作，更适宜留在省委机关。遂安排郜明在省委组织部做干事，公开身份是大盛粮行账房。

　　紧张而忙碌的新工作从此开始了，郜明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阶段也从此开始了。清浦的一切和他再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些血火凝成的记忆一下子变得十分遥远了。

　　为了改正自己的右倾错误，郜明对新工作是十分积极的。每天天还未亮，粮行还没开门，郜明就独自起身，去找有关工厂的工人积极分子谈天，了解基层情况。然后，马不停蹄地开会，接头；接头、开会，每天不弄到半夜三更不躺下。有时，还要接待来自省内各市县的同志，还要代表省委到各市县去跑，工作十分繁重。

　　尽管如此，郜明还是挤出时间认真学习了一些马列著作，其中记得最熟的是列宁的《论组织》。当时，《论组织》还没有中译本，他能够弄懂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应归功于诲人不倦的省委书记田昌仁。田昌仁在苏联留过学，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呆过半年多，精通俄语，逐句逐段给他翻译。郜明就记下来，反复揣摸。

　　田昌仁问郜明：“工作这么多，天天忙成这个样子，你为啥还这么用功？”

　　郜明叹息着，老老实实回答：“老田，我不用功不行啊！党既然安排我干组织工作，我就得想法干好，糊里糊涂再犯错误，就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们了！”

　　田昌仁对此很赞赏，拍着郜明的肩头说：“郜明同志，说得好啊！一个好党员就应该做党的忠实工具，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干一行就爱一行，干好一行！”

　　那两年郜明对田昌仁是十分尊敬的，既把田昌仁视作可靠的上级，更把田昌仁看作师长，夜里做梦都不敢怀疑田昌仁和新省委的正确。郜明真心相信，革命高潮即将来临，星星之火迅速便可燃成燎原之势。因而，当田昌仁和省委为某个小工厂工头和工人之间的一场斗殴激动不已而彻夜开会时，郜明一点也不感到荒唐，甚至真诚地认为，那某个工头打向某个工人的一拳头，很可能就是一场轰轰烈烈革命运动的导火线。那时已有了“飞行集会”，这种集会强烈体现了田昌仁和新省委倡导的行动精神，很为田昌仁和省委委员们赞赏。因此，不但是基层党组织领着工人群众搞“飞行集会”，省委也多次发动省委机关的同志去参加。

　　郜明就参加过这种“飞行集会”，曾当过清浦总同盟罢工委员会执委会委员，后来又做了他妻子的凌凤，就是他在193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飞行集会”上再度相逢的。

　　现在想想，这种“飞行集会”真是开玩笑，拿自己的党员干部，也拿工人群众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几个人突然跳到街头上扔上几把传单，喊上一通激昂的口号，唱一曲《国际歌》，对革命究竟有什么实际好处呢？真是天知道！每次“飞行集会”后都有不少同志被捕。搞到后来，党组织越是发动，工人群众就越是害怕。田昌仁和新省委殷切期待的积极影响没产生多少，消极的影响倒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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