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轭(50)_周梅森

五〇

　　三井晃大佐眼睛渐渐变圆了，章小寒也变了脸色：“怎么，老季，你不干？”

　　季伯舜缓缓站了起来，正视着三井晃大佐和章小寒，淡淡地道：“送我回号子吧！”

　　章小寒呆住了：“哎，哎，老季，你……你疯了？坐牢还坐上瘾了？”

　　季伯舜愤怒了，用尽平生的力气，狠狠打了章小寒一个耳光：“无耻！送我回号子！你章小寒是汉奸，我季某人不是汉奸！我们真正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同志不是汉奸！我们要一手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一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告诉你的日本主子吧，这就是我的回答，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

　　这种回答的结果必然是继续坐牢——坐日本人的牢，罪名由汉奸一跃变成了反满抗日分子，既荒诞又真实。

　　不过，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日本军方还是对季伯舜寄予一定希望的，除章小寒之外，还命令其他几个做了汉奸的熟人做季伯舜的工作。这熟人中有一个就是他的托派同学吴国平，吴国平几年前曾为季伯舜的案子四处奔波过的。真不知日本人是怎么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把吴国平从上海弄过来的。季伯舜回答吴国平的照例是一顿痛骂。

　　挨到1940年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季伯舜被隶属汪伪政权的清浦法院正式判处十五年徒刑。

　　这是第三次判刑。如果把它和第一次在上海的七年，第二次在清浦的十二年加在一起，一共是三十四年刑期，而季伯舜获得这三十四年刑期的时候，才只有三十七岁。三十七岁是人一生中思想最活跃的时候，季伯舜却在思想最活跃的时候进入了人生的最黑暗时期……

　　回忆起这段时光的时候，季伯舜在《忠于信仰的人》中说：

　　“……日本人的监狱是最令人不能忍受的。他们不让你读书，不让你看报，甚至不让你接触到任何纸张。硬是把你与这个世界，与人类的任何政治、社会集团隔开了。而在国民党监狱不是这样，他们允许你看书、看报，后来共产党的监狱还允许你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这一点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日本人统治监狱的黑暗时期十分漫长，季伯舜最初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知道，思维在这种熬人的漫长中是会被撕扯得一点点变形的。在和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他的头脑，他的智力必将逐步退化，最终会变得像一头蠢猪。在明白了这可怕的后果后，季伯舜决心用信仰的力量，用顽强的意志去抵抗。他迫使自己在一段段时间里集中精力对过去的一件件事情进行细致入微的回忆，并站在今天的立场上，重新进行多角度的判断和分析，借以保持思维的健康。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让自由的灵魂和被囚禁的肉体愉快地分离，让灵魂插上想象的翅膀，自由自在地在广阔的天地间，在流动的岁月中飞翔，把已经完成的生命过程变成一次次预演，而把回忆和想象化作扎扎实实的开始。

　　好吧，那就让这一切都重新开始吧！

　　他又以二十二岁那莽撞而火热的年龄，走上了1925年的玛丽路，他不是去寻觅那张美丽的太阳般的面孔，不是去向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进行无聊的道别，而是以阶级的名义去向她宣告他们之间的决裂。

　　哦，他碰上了赵黑子、刘成柱。是的，碰上了。他没有回避，而是迎着他们走了过去，和他们谈：他虽然走了，安忠良还在，贺恭诚还在，斗争将继续下去，他撤走，正是为了迎接明天的斗争。他们理解他，请他吃了饭，握着他的手和他郑重道别，要他保重。他很感动，他拥抱了他们，并向他们保证，他一定回来。

　　在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来自共产国际的那位什么斯基向他们大谈统一战线的时候，他不是为之鼓掌，而是发出了阵阵嘘声。他理直气壮地在台下对他喊：“多听听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吧，只有他对中国革命的问题看得最清楚。”哦，那时，他不应该仅仅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更应该是他坚定的信仰者。

　　是的，他是托洛茨基坚定的信仰者。他在那泥泞的旷野上走着，托洛茨基高昂着一个思想家的前额，在向他呼唤：“……向前走，莫停留，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我们！毛泽东式的民粹主义，和他们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是无法完成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任务的！他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的！他们的革命即便侥幸成功，也不具备无产阶级性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你们肩上……”

　　他虔诚地甚至是带着几分惶恐地倾听着那声音，大步向前走着、走着，走进了中国苦难的大地。

　　他和他的中国同志没有进行那些无聊的空谈，而是深入了工厂，深入了兵营，在工人中，在士兵中，也在同情革命的农民中建立起了强大而有影响力的托派反对派组织。

　　黑暗而漫长的时光，在季伯舜咽着橡子面窝头，做着一个个白日梦的时候，一点点悄然逝去了，渐渐化作了他未来牢狱生涯中新的白日梦。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凭着那一个个白日梦，凭着顽强而固执的信仰，季伯舜在日本人治下的非人的监狱里生存下来了。1946年国民党清浦军警当局接收监狱时，曾做过一个统计：在1938年至1945年短短的八年里，关在清浦监狱的四千九百多名未处死刑的国事犯中，有三千多名因种种非人的折磨而在服刑过程中死亡，只有一千八百多人幸存下来。

　　季伯舜是那幸存者中的一个。

　　季伯舜在《忠于信仰的人》里说：

　　“……我是在日本人的监狱里练硬了那一身骨骼的。坚定的信仰给了我力量，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的肉体也渐渐适应了狱中非人的待遇和严酷的环境。我学会了在狭窄的牢房里进行适度运动量的锻炼。学会了像自由人一样有规律地生活。甚至学会了用有节制的手淫来解决一个中年男人的性饥渴。这一切都为我继续下去的更长的牢狱生涯，奠定了强有力的心理基础……”

　　在谈到狱中的手淫时，季伯舜毫不掩饰，坦荡地说，他臆想中的发泄对象永远是钱二小姐，那位1925年时二十一岁的钱芬芬。季伯舜清楚地知道：从阶级理论上，他必须和这个资产阶级小姐决裂，可手淫时不想到她就不行。季伯舜认为这是一个矛盾，也是一种埋藏很深的平时不易察觉的人格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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