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轭(37)_周梅森

三七

　　印象最深的是，那天伊万住宅附近停了电，空荡荡的客厅里点着几支大蜡烛。跃动的烛光映照着伊万诺维奇宽阔的脊背，把伊万诺维奇高大的身影挤压到了客厅门外。客厅的门是开着的，他们上了台阶，走到客厅门口时，伊万诺维奇便转过身子向他们迎来，先是热情地拥抱了季伯舜，季伯舜于热情之中嗅到了一股浓烈的洋葱味。而后，教授又张开两只臂膀，把李维民和吴国平一齐揽在怀里，嘴里还连连说着：“欢迎！欢迎！”

　　晚餐并不丰盛，伊万诺维奇请他们来吃晚餐显然意不在餐。

　　果然，往他们每个人酒杯里倒伏特加时，伊万诺维奇说话了：“今天请你们三位中国同志来，主要不是吃饭，而是想谈点工作上的事，我想听你们谈一谈中国革命的情况。在学校里，你们听我的，今天，我听你们的。为什么要请你们到这儿来呢？这里气氛好一些，大家可以谈得更随便一些。”

　　季伯舜感到奇怪，伊万请他们谈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问题不都装在伊万教授的大脑袋里了么？他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

　　没容季伯舜想下去，伊万诺维奇又说：“我知道你们都是托洛茨基同志的拥护者，又都在中国国内从事过基层工运的实际工作，还都是共产党员吧？”

　　三人都点了头。

　　“这很好。我们这次谈话的内容，对校内的那些斯大林分子要保密，对你们的国民党系的中国同学也要保密，不要泄露出去，大家能做到么？”

　　李维民、吴国平有点受宠若惊，异口同声表示，一定保守秘密。

　　“拉舍维奇，你呢？”伊万诺维奇恳切地望着季伯舜。

　　季伯舜勉强点了点头，点头的时候就想：为什么要对国民党系的中国同学保密呢？两党不是正在合作么？共产党不是以个人身份全体参加国民党了么？对斯大林分子保密尚可说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的需要，对同属革命阵营的中国同志保密又是为了什么呢？但他却没敢把问题提出来。

　　倒是襟怀坦荡的伊万诺维奇把话挑明白了：“我主要想听听国共合作后中国国内的一些实际情况。托洛茨基同志对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右倾机会主义态度极不满意。国共合作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此当革命高潮来临时，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建立苏维埃，反对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并且一旦有机会就应该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在斯大林的操纵下，对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次次正确劝告置若罔闻，实际上已在中国问题上深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我不清楚你们听说没有，三个月前，新军阀蒋介石就策划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前不久又提出了一个整理党务案，限共反共的目的已十分明显。为此，你们的总书记陈独秀认识到了以往的错误，提出了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意见。这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一贯主张是不谋而合的，托洛茨基同志也再次通过拉狄克同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命令中共正式退出国民党。而共产国际却一意孤行，坚持其不负责任的错误立场，这引起了托洛茨基同志极大的忧虑……”

　　伊万诺维奇嘴上说听他们讲，可一开口还是先来了一大篇，而且把谈话的基调也定了下来，季伯舜听了总觉着什么地方不对劲。“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两件事他都是知道的。据共产国际同志传达：“……很难因此而判定这是国民党的政治阴谋……”而蒋介石本人也并不是什么新军阀，人家是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誉委员，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极大忧虑季伯舜完全体会不到。

　　李维民却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第一个体会到了。他说，他过去对国共合作问题就有疑问，现在根据托洛茨基同志的指示精神一对照，心里就透亮了。李维民则列举了自己在“五卅”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一些事情，说明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并没有真诚合作的基础。李维民说，他们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地盘，争群众，而每逢斗争的关键时刻，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又往往动摇不定，甚至做出一些背叛工人群众利益的错误决定。

　　吴国平也说，中国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历史不长，从总体上来看，对斗争的实质还认识不清。国共合作一来束缚了工人阶级斗争的手脚，二来也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一般的工人群众都把国民党、共产党看做一回事，都看做革命党，许多基层的工人就参加了国民党，而共产党的力量则很难发展壮大，而且也从根本上丧失了独立性。吴国平也举出了一些具体的例子。

　　伊万诺维奇和托姆斯基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很认真的样子。季伯舜当时就感到，这恐怕不是一般的谈工作，而是在为左派反对派抨击斯大林分子提供中国式的炮弹。季伯舜心里不由得一阵阵紧张。这倒不是惧怕校内的斯大林分子，而是对自己是否能根据伊万诺维奇的要求提供这些炮弹有疑问。伊万诺维奇很明确地讲了托洛茨基反对国共合作的态度，他既然拥护托洛茨基，就不能对目前的国共合作持肯定的态度。而他又很难昧着良心讲假话，别的地方他不知道，清浦的斗争情况他是知道的，在1925年的清浦，在他踏上“大和丸”甲板以前的许多日日夜夜里，清浦国共两党很好地进行了合作，这是不容置疑的。

　　犹豫了好一阵子，季伯舜还是决定讲真话。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有勇气讲真话的，看着别人脸色讲话的人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伊万诺维奇把期待的目光转向季伯舜时，季伯舜清了清嗓门说道：“对国共合作而生出的理论问题，我还没弄得很清楚，但在国共合作的实施过程中，我倒没发现什么问题，至少我工作过的清浦是这样。清浦共产党员是在1924年春根据上级指示，以个人身份集体参加国民党的。两党同志情同手足，携手并肩领导了一系列反抗反动军阀黑暗统治的群众运动。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就是1925年为支援五卅沪案而发起的总同盟罢工。”

　　李维民插话说：“拉舍维奇同志就是在这次大罢工失败后，奉命撤往旅顺口，而后转到中山大学学习的，他当时是国共合作的总同盟罢工委员会执行委员。”

　　季伯舜点点头：“是的，当时我是执委，对罢工的发起过程十分清楚，清浦共产党人在里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清浦的国民党人也全心全意投入了斗争，尤其在商界、学界的发动甚为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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