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轭(35)_周梅森

三五

　　把纸条写完叠好，季伯舜又想起来：或许钱芬芬能在“大和丸”开船前赶回来呢？或许他和她还能在码头上见一面呢？便又把纸条展开，又在空白处加了一句话：“我乘日本‘大和丸’号，日航码头上船，今晨八时开船。”

　　赶到日航码头，找到老刘时，已经是七点半了。等在那里的老刘给了他一张轮船票，要他快上船。他不上，说是要等郑少白和郜明，心里想的却是钱芬芬。

　　在码头上没见到郑少白和郜明，季伯舜感到意外。在威廉大街街心花园分手时才六点多钟，郑少白就是爬，也该爬到日航码头了，怎么不见踪影呢？郜明不来就更奇怪了，他和安忠良实则并没有多少事情要安排，该安排的在联席会上早就安排好了，他还在125号泡什么？他要老刘在码头四处再找找这两位同路人。

　　老刘找了一圈回来了，说是没有，还说连票房里的人也问遍了，今天一早除了他季伯舜，没有第二个人到过票房。

　　直到这时，季伯舜才断定，郑少白不会来了，十有八九是揣着安忠良发给他的盘缠钱溜回山东枣庄老家了。革命对像郑少白这种既没有文化知识，又没有先进思想的农民式的工人来说，只意味着捞好处。有好处，他们便来闹革命，没好处，他们便不革命，乃至去反革命。清浦局面如此严重，革命路途上又有这么多风险，郑少白自然不会再去革命，这一点也不奇怪。而郜明没准是临时改变了主意，说服了安忠良，和安忠良一起留下来坚持斗争了。对郜明这个老同学、老朋友，季伯舜是了解的，这个人太要强，有时也喜欢出点风头，他执意留下来是完全可能的，几个小时前，他还这样坚持过呢！

　　七时四十五分，季伯舜放弃了最后的等待，和老刘道了别，提着安忠良事先给他准备好的装满了行李用具的大皮箱，登上了“大和丸”的甲板。

　　八时整，“大和丸”颤动起来了，像块巨大的浮冰，渐渐漂离了港岸。港岸上送行的人们挥着帽子、围巾在向轮船招手。

　　就在这时，季伯舜注意到，一辆黑色小汽车发疯似的冲上了码头。季伯舜真切地看到，黑汽车里钻出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那女人身着红旗袍白开衫，挥着围巾向码头边上疯跑，嘴里好像还喊着什么。“大和丸”离港岸越来越远，那女人的面孔季伯舜看不清，她喊的什么也听不清。然而，季伯舜却固执地认定，那女人是钱二小姐钱芬芬，钱芬芬在叫他。

　　季伯舜也向她挥手。看见身边有个人拿着望远镜对着岸上看，季伯舜急忙凑上去说：“劳驾先生，可以把望远镜借我看一下吗？”

　　那个脖子上挂着望远镜的人是个日本人，听不懂他的话。

　　季伯舜指了指望远镜，又把两手罩在眼睛上，做了个瞭望的姿势。

　　日本人这才明白了，把望远镜给了季伯舜。

　　季伯舜迫不及待地把两眼贴到镜孔上，一下子把港岸上的那个女人抓到了面前。结果却令季伯舜大为失望，那个女人并不是钱芬芬。

　　季伯舜苦笑着，把望远镜还给了日本人。

　　那女人还在向季伯舜招手，季伯舜的手却举不起来了。

　　那一瞬间季伯舜真后悔，他若是不借这只该死的望远镜，脑海里将会留下一个多么深情而美好的记忆呀！

　　半个世纪过去以后，当季伯舜在垂暮的晚年追忆这件事的时候，还不加掩饰地说过：“当时，我的眼睛模糊了，不知咋的就流了泪，泪眼中的港岸一片朦胧。焦躁沮丧的情绪几乎改变了我的信仰和选择。船到旅顺口后，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回清浦，回清浦……然而，在情绪最危险的时候，党组织决定送我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才割断了我对钱二小姐的万千思念。我去莫斯科的第二年春天，这位资产阶级小姐就结了婚，嫁给了一个英国公司的买办，而我则无牵无挂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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