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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跃进也跟着证实:“妈,就是哥让拧的,我拧完耳机后,哥给我记了特等战功,还破格给我连升三级,让我从少尉排长升为少校团副……”

  孙成蕙冷冷地看着大儿子,讥讽道:“刘援朝刘师长,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刘援朝马上把求援的目光投向了孙成伟,可怜巴巴地说:“舅舅,你帮我和妈讲讲理好不好?咋大家一起闯的祸,妈就和我一人算账呢?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孙成蕙用竹板抽了下桌子:“我看很公平——把手伸出来!”

  刘援朝把两只黑糊糊的脏手直往身后藏,更加紧急地向孙成伟呼救:“舅舅,你就不能说句公平的话么?舅舅……”

  孙成伟想着自己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不忍看着援朝再挨一次揍,这才上前拦住了孙成蕙:“成蕙,算了,算了,要教训援朝,你明天再教训,今天就免了吧,我还要和援朝他们一起拾掇菜园子呢!”

  看在马上要走的哥哥的份上,孙成蕙才先暂时饶了孩子们。

  和孩子们一起,最后拾掇了一遍菜园子,孙成伟把三支做得相当精致的木手枪拿了出来,先给了跃进一支,又给了援朝和胜利一人一支,说:“同志们,这是舅舅最后一次给你们发赏了,不知同志们满意不满意?”

  援朝看着手枪,高兴地说:“满意,舅舅,这枪真棒,都和真的一样了!”

  孙成伟笑道:“满意就好,孩子们,舅舅明天要走了,就算是离别礼物吧。”

  孩子们听说舅舅要走,都很惊讶。

  跃进抱住孙成伟的腿,仰着小脸问:“舅舅,你不走不行么?”

  孙成伟拍了拍跃进的小脑袋:“不行。舅舅的户口不在你们这里。”

  援朝这时已隐约知道这个舅舅的一些情况了,便以一副小大人的口气说:“舅舅的事你们不清楚,我知道,舅舅和我一样,经常犯错误,所以……”

  孙成伟马上打断了援朝的话头:“援朝,不要胡说,你和舅舅不是一回事!”一一看着孩子们,孙成伟动了感情,“孩子们,你们记住,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帮着爸爸妈妈多做些事情,再不能在矿上四处胡闹了!尤其是援朝,是大哥,要带个好头。”

  援朝把手枪往腰间一别,说:“舅舅,你放心,我又给妈写过保证书了。”

  孙成伟说:“舅舅不放心呀,援朝,你那保证书可是写过无数次了吧?!”

  援朝说:“这次我把保证书贴在床头了!”

  孙成伟交待援朝说:“那好,每天睡觉前多看几遍。”看了看胜利和跃进,又说:“孩子们,你们长大了,要做你爸爸、你妈妈那样的人,可别学你舅舅。你舅舅没出息呀……”说到这里,鼻子一酸,落泪了。

  第二天,孩子们上学以后,母亲邹招娣和孙成蕙一起,陪着孙成伟去了县城汽车站。刘存义原来没说去送,可孙成伟三人刚到汽车站,一辆吉普车就赶到了,刘存义从车上跳了下来。

  孙成伟一怔:“存义,你咋也赶来了?”

  刘存义说:“还想和你多交待两句,所以,开完生产调度会就跑来了!”

  孙成伟笑了:“存义,还是先让我给你交待两句吧。援朝大了,都十一岁了,你和成蕙也得多少给他留点面子了,再抽他时,别让他脱裤子了好不好?”

  刘存义也笑了,连连道:“好,好,成伟,我答应你。现在布票发得多了,我也不在乎浪费点布了。”摇摇头,又说:“援朝这孩子太聪明,也太不安分,我都想好了,再过个三五年,就让他到矿上做徒工,学点技术,也早点帮家里解决一点经济困难。”

  孙成蕙不赞成:“家里再困难,也得让他上学,多学点知识总是好的。”

  孙成伟说:“算了吧,小蕙,我看存义的意见就挺好。多学知识有什么用?咱六婶周秀玉,还有田剑川,知识学问那么大,得啥好处了?还不照当右派!”

  刘存义这才说:“成伟,我从矿上大老远地赶来送你,是想告诉你,现在阶级斗争的空气越来越浓了,不说像你这种人,就是像我这种老共产党员,搞不好都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错误。我看呀,今后的政治运动肯定是少不了,你可千万要自重啊!离了建安矿,我和成蕙就帮不上你什么忙了。”

  孙成蕙也说:“存义说得对,哥,这话你得记在心上。”

  孙成伟连连应着:“你们放心,你们放心。”

  这时,公共汽车开过来了,孙成伟上了车。

  汽车缓缓开动时,孙成伟落泪了,半截身子伸在车窗外,一直向刘存义和孙成蕙招手,还哽咽着对母亲邹招娣大声喊:“妈,我……我有空就来看你!我……我一定还会到建安矿来的!”然而,孙成伟此一去却再也没到建安矿来过,而且,就连刘存义和孙成蕙一家也在不到一年以后永远离开了建安煤矿。孙成伟和刘存义一家再次相见时,已经在祖国大西南的红旗煤矿了,这是他们分别时都没有想到的。

  §第五十四章

  孙成伟离开建安煤矿是一九六三年十月的事。一九六四年五月,国家决定加快建设大西南,要求将过硬的干部和生产单位调往大西南。局党委根据部里的指示精神,将建安煤矿党委书记汤平、矿长刘存义及该矿八个最过硬的采掘单位成建制调往大西南的阳山矿务局红旗煤矿。刘存义和孙成蕙二话没说,立即服从国家的召唤,又一次开始了横贯半个中国的举家迁徙。

  迁徙的铁路起点是安徽的一个三等小火车站。孙成蕙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六四年的五月六日,她和母亲邹招娣、刘存义带着十二岁的援朝、十岁的胜利、六岁的跃进、二岁的困难和自然,坐了五个小时的大卡车,才赶到了车站。

  和一九五五年那次迁徙相比,他们的家当没有多出来,多出来的只是跃进、困难、自然这三个在安徽出生的孩子。不过,和一九五五年相比,时代的进步还是有所体现的:迁徙南下的专列不再是闷罐车了,而是正规的客车。

  那天,露天的三等小站上乱哄哄的,专列客车上贴着大红标语:“热烈欢送开赴大西南的煤炭战线的同志们!”“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国家的召唤,就是我们的自愿!”广播喇叭里一直在播送着革命歌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孙成蕙看着自己面前堆着的几件简单行李,对刘存义感慨道:“存义,我们可真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呀,公家的家具一还,除了五个淘气的孩子,啥都没有了。”

  刘存义笑道:“孩子也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也是公家的嘛!”

  正说着,同一批调往大西南的汤平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120照相机:“哎,存义,成蕙,你们别动,我给你们全家照张相,作个纪念!好,援朝,你小子别出洋相了,孙大妈,你往里边站站,大家笑一笑,好!”

  于是,在以后的岁月里,刘存义和孙成蕙有了这张摄于三等小站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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