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夜漫长(23)_周梅森

二三

　　老江问他：“你为啥要这样干？现在谁活得都不易。”

　　司徒效达说：“你别问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你们，是为自己！”

　　说这话时，司徒效达就暗暗下决心，从今以后，他要好好做人，做一个有人格的人，哪怕饿死，也决不让自己的人格再次蒙羞……

　　后来的情况慢慢好起来，伙食定量增加了，一日三餐恢复了，他也从生产队调到食堂烧饭、送饭。他的人格没再堕落过，直到被释放都没再堕落。为此，他感谢方碧薇和那5斤炒面，也感谢老江那番震动他灵魂的话。

　　自然还有信仰问题。信仰问题是摆不脱的。

　　回顾自己一生时，司徒效达总要记起他在劳改农场为信仰问题遭受过的痛苦。在那个漫长的傍晚，在他躺在那片盐碱地上的时候，他就想到过上帝，如果不是因为自惭形秽，不是怕上帝的天堂不接受他，他是完全有可能追随上帝的。

　　他怎么会信仰上帝呢？他从大学时代就追求进步，追求真理，面对国民党的高压水龙头，他和方碧薇手挽手走在游行队伍里，在南京总统府门前的国府路，打校旗的党员学生被水柱喷倒了，他从水淋淋的地上捡起旗，高高举着，那不仅是面校旗，也是面信仰的旗……

　　在劳改农场没有信仰的旗，有的只是劳役和枪口，枪口下的人很难和持枪看押他的人产生共鸣，你想产生共鸣人家也不相信。你是专政对象，人家却以信仰的名义在专你的政，你说你在枪口下还要捍卫人家的信仰，人家怎能相信呢？

　　这痛苦的时刻，又一个人出现在司徒效达面前了，就仿佛命运故意安排的，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这人是个年轻的托派分子，叫朱大可，是1952年被捕的，被捕时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只18岁。司徒效达记得，他见到朱大可是1962年，这一年朱大可不过28岁，但看起来却像有40多了。28岁的朱大可已被判了无期徒刑，囚号2578，在农场时不能和其他犯人接触，看押也是极严的。和朱大可一起押到农场来的，还有十几个人，据说也是托派，有些人岁数已很大了。

　　司徒效达得以和朱大可接触，是因为他在食堂，每天要给这些托派送饭。托派们不知是为什么押来的，押来后都关在水泥房里，不参加强制劳动，大约两个月后又一起被送走了，送到了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

　　在为他们送饭的两个月里，司徒效达注意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这些托派都自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人手里都有马克思列宁的书，那个朱大可的书最多，至少也有几十本。

　　有一次，司徒效达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遂不顾管理人员的严厉规定，找机会和朱大可悄悄谈了起来，问他在这里还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到底为什么：

　　朱大可说：“为信仰。因为我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

　　司徒效达很奇怪：“你们这些反革命也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

　　朱大可摇摇头：“不，不对，我们是托派。却不是反革命！”

　　司徒效达不相信：“你们是反革命，这人人都知道；不是反革命，会判你无期么？”

　　朱大可说：“你的逻辑太简单了，我只怕和你一时说不明白。”

　　司徒效达道：“这世界上没有说不明白的事，你只要说，我就会明白。”

　　朱大可想了想，和司徒效达说了——从自己的身世说起：他是浙江温州人，温州是托派的大本营。上高中时他就看了一本托派组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册子，在那小册子的影响下。投身托派领导的学潮。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托派组织决定创办一个刊物，坚持地下斗争，他就偷了家中的10根金条，和一帮年轻的托派同学办了个题为《新方向》的政治杂志。温州解放后一个月，上面下令撤退，他又和8个托派学生一起到了上海，其后在上海被捕。被捕时，他和一个托派女同学已恋爱同居了，而且还使女同学怀了孕，女同学后来也被判了无期，孩子生下来后，就被狱方送进了社会福利院……

　　朱大可在向司徒效达讲述这一切时，表情极为平静，就像在述说别人的一件不相干的事似的。

　　最后，朱大可说：“这都是因为信仰，如果是反革命，我们会有这种为信仰而斗争的勇气么？我选择了马恩列托的信仰，就决不后悔，当共产主义的旗帜插遍世界时，我和我们所有为共产主义奋斗过的同志们都将含笑于九泉之下……”

　　这使得司徒效达对朱大可产生了敬重之意。朱大可试图向他讲述托洛茨基主义，试图证明托洛茨基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致性，他不愿听，更不愿信，他的观念不可动摇，托派和革命水火不相容，托派就是反革命。然而，对朱大可坚定的信仰意志，他却不能不服气。被判了无期徒刑，妻离子散，都没能把这个年轻人的意志压垮，这是什么样的人啊！

　　司徒效达开始感到羞愧。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说过关于羞愧的问题，他及时记起了那段名言，及时进行了反省，一遍又一遍地要求自己坚定起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高举着信仰的旗帜，哪怕对着自己人的枪口……

　　1962年7月，他在给方碧薇的信中写道：“对党的事业，对共产主义信仰，我们就要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和忠诚，不要怕被冤屈，不要怕人家不理解，信仰不是谁的专利，谁也不能垄断它！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人类的信仰……”

　　这封信没能寄出去，黑乌乌的枪口把它堵回来了。

　　管理人员——司徒效达记得是一个姓白的山东人，冷冷地把这封信摔在他面前，说了句：“收起来，以后不要再写这种信了！”

　　他不明白为什么，惶惑地看着那位姓白的：“我这么写不对么？”

　　白同志说：“你不要再想翻案了，你只要到这里，就不会有什么冤枉！我这么做是为你好，这封信要是落到不了解你的人手里，你的麻烦就大了。你在信中说，信仰不是谁的专利，这话怎么讲？细究起来问题很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专利，和你们这些专政对象有什么关系？这种不该说的傻话，你可千万别说了！”

　　这番坦率的话，把司徒效达已坚定起来的信仰又打翻了，他这才明白，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有专利权，他作为一个不享有专利权的异己分子，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就得真诚地把自己看成罪犯，把被冤屈的一切都当作犯罪，而这正是他人格和良心都不能接受的……

　　后来，1966年，当“文革”的宗教狂热席卷整个中国的时候，当他的儿子——他唯一的儿子带着自己的同学到他家里抄家的时候，他进一步痛苦地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对象他这种人来说真是太奢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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