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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驳的木窗

有一天一个朋友带来了一本国外的摄影作品集。那本大书印刷得极好。其中的每一幅照片在光的色彩、情调，以及人物的神情上，都是十分讲究的。照片大都是半遮半掩或不遮不掩的女人，置身于一个十分诗意的外部环境中： 　　一个美丽的女人。披着轻的薄纱。她的肌肤若隐若现。她站在一个伸向水面的木制的码头上。她背对着镜头。天空和水都是铅灰色的。那种通体的铅灰的色调。光被压抑着照射。女人打着赤脚。看不见她的脸。但她的姿态却显出满心忧怨。你通过光和色彩想到一种无望和期待。 　　那女人就站在那斑驳的木窗后。窗内是一抹轻轻飘起的透明的纱帘。纱遮掩了那个窗内的裸体的女人。那女人朝向我们。她很美丽。弯曲的棕色长发。她睁大一双茫然的眼睛。望着。窗台上的瓶中是一束凋谢枯萎了的花。那花是在花期中被插进瓶中的。岁月改变了一切。那花枝伸展着。很徒然。然后就是那木窗。白色的。斑驳的。油漆的脱落使窗的木框裸露出木质的斑驳。充满疼痛的。这窗就载着这样的女人。它们镶嵌在那红色的砖墙上。那墙上是爬上来的缠绕的藤。藤也已经枯萎。而残留的，只是几片深重的浓郁的红色的叶。衰婉的秋季。 　　你看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 　　我喜欢这样的画面。这样的画面使人震动。不知道摄影师是怎样找到了那片灰色的湖、码头、红墙和斑驳的木窗。并如此构置出一个整体的氛围来。音乐。流动的色彩。还有诗。 　　我所以喜欢这些图画是它们可以描述。它们可以被我用文字破译出来。解释。并成为故事。其实用文字来进行艺术活动的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描述。所以我们便致力于用眼睛去发现那些可供描述的景观和心灵。那样也才可以诉说。 　　这样才有了《最后的颜色》。 　　《最后的颜色》不是谈艺术，而是谈生活。是生活自身所构成的艺术。真正生活本身就构成了艺术的艺术家并不多。很多的艺术家过于尘世化。他们等待寿终正寝，而不是使用武器结束自己，如海明威、凡·高、川端康成般。他们还不敢如实按照自己的本意去生活。不肯如藏拉般把自己的肌肤贡献给《蓝天和墙》。 　　为了描述，我们睁大眼睛。 　　一次，我在电视中看到一个专题，介绍希腊山顶上的那些教堂和修道院。它们建筑在山上。与山浑为一体但与世隔绝。其中一个教堂的名字翻译过来叫做“爱在最高点”。很神圣而且很神秘。爱当然是在最高点上，笼罩着陆地、山脉和人类。那些古堡式的建筑。山石垒成的钟楼。钟声飘浮在山谷间。修士们攀援着铁索进入永恒。永恒是一种精神。任何的外部环境都渗透着一种精神。而我们要发现的，就是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那些可触摸的景象背后的，那种精神。 　　还有音乐。 　　我不懂音乐。也没有足够的空闲的时间去欣赏音乐。那是一种奢侈。音乐有时会浪费掉写作的时间。我很忙。尽管我知道音乐的无比重要性。有时候天空出现乌云，你会忧郁。而音乐也像那乌云一般，会改变你整个的写作情绪。整天带着耳机在忧伤音乐中写作时，并没有写出很多好的文章来。过于抒情了。朦胧。而且杂乱。很快我结束掉了这种古怪的习惯。一心毕竟不可二用。音乐有时是对思想的干扰。音乐是要单独欣赏的而写作也是要单独进行的。我于是荒疏了听音乐，只是不放过去读我所能见到的音乐的文章和书。对音乐的一个最切实的体会是，音乐有时像咖啡般使你兴奋和躁动。然后，就是功利性地去联接了，譬如，三段式与小说的结构、混响与作品中人物的设置，快板中板与节奏，以及情绪与色彩。我都在想。功利地想。我想使一切艺术的成果为我所用。尝试。我要使我的文章中充满了色彩、光（包括明暗）、音乐和流动感。我要使我的散文成为图画、摄影、舞蹈、戏剧和音乐。这可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却是一种追求。在没有彻底失败之前，我是不会放弃这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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