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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我一直带着女儿同父亲母亲住在一起。一种很熟悉很淡泊的家庭生活。我几乎从没有离开过我的这个家。也许因为家人一直认为我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但是这疼爱的深度是无法测量的。我长大了,父亲老了,我们很少触及情感的话题,有时甚至不知道那彼此的关切是不是来源于那灵魂的爱。

  只有那段往事。

  那往事于我是毕生的而我却从未对父亲提起过。

  那是个深秋的季节。可能有满地的落叶。那一年我十六岁。十六岁的时候我们不懂青春。父亲刚刚从牛棚放出来,而我呆在一所破旧的中学里等待分配。我是七〇届的初中生。我们那一届在七〇年毕业的时候居然有可能留在城里工作而摆脱上山下乡的命运。这是所有的十六岁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所梦寐以求的,所有的人都已惧怕了那上山下乡的生之艰辛。我们家也是如此。而刚从牛棚出来的父亲更这样期待着,他不愿在好不容易的团聚之后又是分离。

  但是事与愿违。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心想事成的,无论我们做怎样的努力。第一批分配的那一大半的学生中,没有我。在宣布了留城学生名单的那天,回家的时候,我哭了。家中的亲人们无言以对,所有的目光中都透露着一种对未来命运的恐惧。妈第二天一早便去找了学校负责分配的人。她得到的回答是,我之所以不能分配,是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结论。妈很无奈地说了这些,父亲那晚不再讲话。

  父亲表面上虽然和善,但他骨子里一向很倔强。他从不愿做违心的事,尽管那些人一直把他关押在牛棚甚至打他,他都始终不承认他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因为真的没有。所以他尽管最后一个从牛棚中出来,依然不服,或者用那些人的话说是态度顽固。他始终拒绝在开除他党籍也是认可他罪行的文件上签字。他一直这样坚持着,直到全家人面对我的困境,束手无策。

  父亲。

  父亲显得很难过,他那天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一天,父亲就去了他自进城就在那里工作的人民艺术剧院,在那个开除他党籍的文件上签了字,承认了他二十多年来所写的话剧、导演的话剧都是封资修、大洋古的东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父亲的问题有了结论后便很快结束了他在剧院的艺术的和反动学术权威的生涯,被下放到很远的郊区农村劳动改造。

  父亲走的时候便是那个深秋。妈陪着他到派出所去退掉户口。他带着很简单的起居物品离开了家。妈当时很伤心,但是她依从了父亲。他们就这样尽全力为我的未来创造了一种可能性,我猜他们一定坚信着,这在当时是最佳的选择了。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父亲从不曾犹豫过。他的全部的愿望就是他的女儿不要到乡下去吃苦,为此他宁可自己下乡,宁可屈辱,宁可改变他秉性中的耿直,宁可去做违心的事。在那个凄冷的深秋,父亲在做着行前的准备时不动声色。他依然是那个温和的父亲,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在做着人生的重大选择。而我们全家对未来其实还是不抱希望,也许父亲就是做出了这样的人格上的牺牲和让步,我也不一定能留下,但父亲还是毅然做了。

  那个深秋我们送父亲走。

  我们全家都哭了。因为父亲一走,就不知他还能不能回来。我们好不容易把父亲从牛棚盼回来。他回到家中连几个月都没有。这无疑是对我们全家的又一个沉重的打击。

  父亲孤身一人走后,依然很担心我的分配。我记得,不久就接到了父亲的一封信。那信是专门写给我的,父亲在那封很长很长的信中,历述了他参加革命的历史和他几十年文艺生涯的得失,父亲甚至批评了他性格上的弱点所造成的一些错误,他说他有责任要我了解他的全部历史,他还要我去分配办公室表示,我决心同父亲划清界线。父亲在信中最后说,他此生最不堪忍受的,是子女要因他的问题而受到牵连。他说作为父亲他本应保护我们,给我们带来阳光般的生活,而他却使我们从小经历了磨难,他说他希望我能原谅他。

  读父亲从乡下写来的这封长信时,我独自一人哭了很久。我觉得父亲很可怜,我觉得我和父亲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原谅这个词。我还觉得这是人类中亲人之间最可悲哀也是最残酷的一件事,何以要让这堂堂父亲在自己的女儿面前来批判自己呢?我不愿看到父亲这样做。我猜父亲这样做一定是已经把他逼到了那个角儿上、那条绝路上。我哭了很久。我当时惟一的念头就是我宁可不留城,我宁可上山下乡。我甚至仇恨能留在城里,我想我就是走得再远,我就是再苦再艰辛,也不愿看到父亲这样做。

  这封信的内容我一直铭记着。因这封信真正触伤了我的心。

  结果就在那一年的初冬,在父亲走了一个多月之后,我便被分配到一家近郊的钢铁厂当学徒工。其实我之所以能留在城里当工人并不是因为父亲做出的牺牲,而是那一年有文件规定,无论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样的家庭出身是全部都要留在城里的。

  父亲的牺牲也许白做了,但是他却无怨无悔。我和妈妈把分配工作的消息告诉父亲后,他当即就写来了一封祝贺的信。信中还写来了他因极度兴奋而做的一首旧体七律诗。那诗中说他的女儿能学冶金是他平生一件大快事。我想他高兴,还因为我终于得以摆脱了那种使他和我们的家庭我们全家人的心灵都蒙受了无尽耻辱和不幸的、文人墨客的生涯。

  父亲从此呆在那遥远的乡下。他插秧,他割稻,他挑河泥,他还要住在破土屋里自己做饭。他要两三个月才被允许回城一次。每一次他都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家。路上要骑八九个小时,冬天的时候,实在骑不动了,他就扔了自行车,躺在寒冷的道边儿上休息。我知道,这一切其实父亲都能忍受,只是他不再是共产党员这个严酷的事实,是他心灵深处所不愿接受的。

  这样我一直留在了城市中。

  这样我一直住在自己的家中。

  父亲以他的屈辱和艰辛同我的生存和温馨做了一个交换。一个使我终生不忘的交换。这交换中所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是穿肝透肺镂骨铭心的,也是伟大的、永恒的。

  现在父亲已经老了。我仍旧同他同妈妈生活在一起。我们一起拥有着这淡泊而温暖的家。我依然知道父亲是怎样地深爱着我,也知道我是怎样地深爱着他。这就是那种灵魂深处的关切。只是,我从十六岁的那个深秋起,就一直再没有同他提起过这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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