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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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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宁没忘这事。建国初期,形势复杂;情报表明,敌特盯上了南京药专,可能会有所动作。但仅此而已,怎么“盯”,如何“动作”,均语焉不详。 “我反复考察了,”鲁宁说,“认为办公楼、化学楼和L楼是三个潜在的薄弱环节,正在考虑采取措施,加强保卫。” “呃,哼,这个这个,”茅政委拖长声调,“还有,那两本外国杂志的问题呢?” “哦,那事,我做了调查,没有什么问题。” “怎么会没有问题呢!” “怎么一定要有问题呢?” “谁‘要有问题’?你什么意思?”茅政委似乎生气了,“共产党人最讲实亊求是,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嘛。” “‘客观存在’什么问题?” 茅政委带着浓重的鼻音:“那杂志叫什么来,鲁宁同志?” “叫《探针》。” “对,我让人翻译出来了,是叫《探针》……” “你让人翻译出来了?我不用别人翻译。我能把那刊名直读出来。” “你很有学问嘛!”茅政委生气了,“那么,请问鲁宁同志:那杂志什么名宇不好叫,偏要叫‘探针’?” “叫‘探针’难道是个问题吗?”鲁宁愣了。 “叫‘探针’难道不是问题吗?”茅政委口气严厉。 “我看不是问题。” “你说什么?” “我说,《探针》这个杂志和‘探针’这个刊名都没有任何问题。”鲁宁决定耐心一些,“从技术上说,‘探针’的种类、形制和用途很多。精密的生物学实验,譬如细胞或细微组织的剥离,譬如将某种遗传物质注入一个细胞等等,器械之一就是极细小的、必须在显微镜下操作的探针。你交给我的《探针》,是国际实验生物学界一个著名期刊。这就像外科学界有个著名期刊叫做《柳叶刀》一样。内行都知道,‘柳叶刀’就是手术刀……” 茅政委打断鲁宁:“你上过大学,是吗?” “是的,上过大学。” “所以你要给我这个‘外行’讲课,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也没关系嘛!”茅政委冷笑,“不错,我是大老粗,没文化,只上过一年半小学,等等。但这不是我的短处,而恰好是我的长处,我的优点,我的光荣!而且,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是组织的看法。鲁宁同志,你应该也看得很清楚:虽然我文化比你低得多,我入党比你晚得多,我的功劳战绩比你少得多,可事实就是我在领导你,我能领导你,我这个外行在领导你这个内行!” 鲁宁无言以对。他当然知道对方说的是“事实”。 “不错,鲁宁同志,你上过大学,你有文化,你还懂英文,等等。”茅政委滔滔不绝,嗓音忽然变了调,从指摘、挖苦变成了痛心疾首,“但是我的同志呀,你认识到了吗,你的问题,正在这里!” 鲁宁其实早就“认识”到了这一切。他嘴一张,正要搭腔,却觉得耳朵被轻轻掐了一下;接着,一杯凉茶端到他面前,一条毛巾为他擦拭青筋直蹦的脖颈,一只柔软的手抚摸着他汗水涔涔的脊背。鲁宁用满是血丝的眼睛瞥瞥阿罗,接过凉茶来啜了一口,像要把满腔怒气连同茶水一起吞咽下去…… 鲁宁曾经认为,全国解放了,我们执掌政权了,“一唱雄鸡天下白”了,就一切都好了,一片光辉灿烂了!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发现情况远比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像他这样的干部,读过书,有文化,就拖上了“一根又粗又长的小资产阶级尾巴”;读过大学,还是教会大学,懂英语,就是“深受帝国主义奴化”,“崇拜英美”;他负责教育和科学界的工作,很勤奋,就是“热衷于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在一起”;他想把工作做得更加深入、细致、合情合理一些,却成了“割舍不掉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刚“解放”的知识分子们心目中,他代表共产党,代表新政权;但那些知识分子不知道,在共产党和新政权内部,他却被一些人指为“老右倾”…… 药专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们,包括苏冠兰和叶玉菡都不知道,军代表鲁宁就是在这种压力下,被迫搬出学校,迁到“离药专很远”的光华门外护城河畔的一处部队营房,从此很少来药专了。 鲁宁动辄得咎,常常感到比打仗时还苦还累,比做地下工作时更危机四伏。凡此种种,除了能对阿罗说说外,必须压在心底;到后来,连对阿罗也不说了,以免影响妻子的“进步”。情绪变化的外在表现,就是经常吸烟喝闷酒,就是在家里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但只“在家里”如此。一旦投入工作和斗争,他仍然是一位头脑清醒、精明强干的军人,一个坚持原则、当仁不让的共产党人!眼前的鲁宁就是这样,或者说他想这样。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截住对方: “我的‘问题’,以后再说。现在先请问茅政委:这‘探针’,究竟有什么问题?” “这还用我说?你是真的不懂,还是装糊涂?” “我若不懂,请你点拨;我若装糊涂,你戳穿就是。” “好嘛!”听上去,茅政委语重心长,“鲁宁同志,‘探’是什么意思?就是刺探嘛;‘探针’,就是刺探情报的敌特嘛。” 鲁宁愕然:“怎么能这样说呢?” “不是我这样说,是文件上这样说的。” “我怎么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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