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握手(114)_张扬

一一四

　　§第四十七章从原子弹到“H弹”

　　丁洁琼平时总是在“半幢别墅”里给苏冠兰写信。但是，今天，却改到了“军事作战室”自己的办公室里。毕竟是四月中旬了，荒漠高地上的耐旱植物都已经挣扎着冒出新绿；转眼间，轰炸广岛长崎已是八个月之前的事情。

　　战后，军队开始复员。阿拉摩斯的多数科学家本来是很想得到军衔的，亚伦·佩里也为此奔走过，但未获成功。现在倒省了事。作为平民，他们只须办理简单手续便可离开这个单调得令人厌烦的地方。于是，他们开着汽车，带着妻室儿女、“曼哈顿奖章”和塞得鼓鼓的腰包返回大学校园。科林斯·布朗夫妇一走，我连邻居也没有了，整幢楼房里只住着我一人。这里现在流行的口头禅是：把阿拉摩斯还给沙漠的狐狸！

　　我对离去的人们心生羡慕。我天天想着回国，时时惦念你，忧心如焚！可是，我却不能离开。佩里和奥姆都出面挽留，希望我再逗留一段。他们说，大批科学家走了，我就更加举足轻重，这叫“天降大任于斯人”。我不喜欢听奉承话。但是我觉察到，“原子城”的迅速萧条，使我能接触到很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包括一些原来属于高度机密的场地、设施和文件档案等等。我意识到它们的至关重要。我一直在学习，我又有着非常好的记忆力。我要把这里的一切都牢牢记住，带回中国去。四月二十八日要在阿拉摩斯召开一个学术会议，我是出席者之一。我想，待开完会再说吧。

　　阿拉摩斯是一个在新墨西哥州地图上找不到，法律上也根本不存在的地方。这里没有“人”和“人口”，没有“居民”和“公民”，当然也没有任何相关法律和法定权利。轰炸广岛长崎之后，人们才开始把目光投向这里。圣菲《新墨西哥人报》写道：“那片辽阔的台地上存在一个神秘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人们在不知名的地方结婚，婴儿在不知名的地方出世，人们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死去，小轿车和大卡车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撞坏……”

　　整个“曼哈顿工程”中只有丁洁琼一个“外国人”。作为侨民，她所持身份证件是护照，而护照必须定期续签。但阿拉摩斯不需要护照。中国使领馆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丁洁琼在什么地方；女科学家既无法离开阿拉摩斯，也无权给使领馆打电话或写信。这里没有“丁洁琼”，只有“姜孟鸿”；这个人在阿拉摩斯无需证明其身份，在阿拉摩斯以外又无法证明其身份。

　　战后，科学家们纷纷离开阿拉摩斯。丁洁琼这才想起护照和驾照都已经在一九四四年过期。她打算亲自去华盛顿或圣弗兰西斯科补办续签，再返回中国。基地当局闻讯后派了两名军官来找她，取走了她过期的护照驾照及其他所有证件，说是代办相关手续。而她孤身生活，也乐得让官方代为办理那些麻烦事。

　　不料两名军官所乘那架飞机失事了，机上乘员无一生还！女教授感到自责。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幸是因她而发生的。她只好暂时搁置此事，不料一搁就是七八个月。现在，能证明她身份的只有“接触军事机密特许证”；不过这个证件却不是到处可以使用的，凭着它甚至走不出阿拉摩斯。而且因为没有驾照，连开车到圣菲都不行。好在丁洁琼待在阿拉摩斯哪里都不去，偶尔去圣菲也是搭别人的车；她每天只到“军事作战室”上班，有时也到各实验室和生产厂走走。

　　从事情报研究，我的分内事是运用“核爆炸空气动力学”模型，计算和分析广岛长崎的轰炸后果。这样，每天都被迫直面人类历史上最残忍、最大规模杀人方式所造成的惨状，还要找出使今后的轰炸更残忍、更大规模、更悲惨的方法——我相信很多同事是在得知这种惨状后决定离开阿拉摩斯的。其中一位科罗夫特博士，是纽约大学的物理学家，从“U委员会”到“曼哈顿工程”全程参加了原子弹研制。到Y基地之后，他在实验物理室与我同事；轰炸之后又在“军事作战室”与我同事，还曾共用一间办公室。科罗夫特没有参加过“科学家起义”，而且是主张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但在轰炸之后源源不断的“情报”面前，他越来越沉默；终于，昨天，他带着全家人走了。

　　科罗夫特走了，办公室便只剩下我一个人，可以单独待在这里给你写信。我对那些“情报”已经厌烦了，决定从今天起大部分时间用于读报纸；不料，报纸上的东西也令人压抑。喏，这张《纽约时报》上登着《海伦·赛勒斯得知广岛长崎惨状后毅然放弃物理而改行法律》。赛勒斯是一位二十九岁的英国女郎，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学院博士，“曼哈顿工程”中屈指可数的女科学家之一，长期在X基地从事气体扩散技术研究。她真是想“改行”吗？她从未学过法律，一切从头开始，谈何容易！

　　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广岛长崎被炸之后，有人问一个八岁男孩“你长大了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孩子回答“想做一个活人”——你看，原子弹给人类心理抹上了多么浓重的阴影！

　　写到这里，丁洁琼的心灵也笼罩在一团阴云中。

　　半年多前，在飞机上，佩里说：“广岛长崎的人们应该感谢原子弹轰隆一下，全过去了，像睡着了一样”！不久前他在国会作证时又说，人遭受辐射而死时没有痛苦，甚至“挺舒服的”。这话传回阿拉摩斯，激起众怒。就在佩里向国会作证的那一天，阿拉摩斯一位年仅二十六岁的科学家达尼尔刚刚死去——达尼尔用铀裸球做组装实验，不小心让一小块铀滑脱了，地下恰好有几块已经接近临界值的铀，立刻发生了“核鬼火”的可怕闪烁。他赶紧抓起并扔开脱落的铀块，右手指受辐射时间虽然只有几分之一秒，但这已经“够”了！半小时后达尼尔被送进了医院，起初手指麻木，继而轻微刺疼，接着两手红肿，再接着全身剧痛和脱发，白血球激增，仅存活二十四天……

　　另一个相似案例发生在青年科学家斯洛廷身上，他也以相似方式死去了。而此前的一个“相似案例”，则发生在丁洁琼本人身上，只是她没有以“相似方式”死去——她知道，自己的幸运，在于一直有着奥姆的关注、呵护和爱。丁洁琼面对的“情报”表明，八个月了，达尼尔和斯洛廷这样的病例在广岛长崎在成百上千地涌现，还将成千上万地涌现！

　　广岛长崎经受轰炸后，从地面到高空采集了上千份空气、水、尘埃、土壤、微生物和其他各类物质的标本。所有这些都被送来阿拉摩斯进行分析；所有这些加上运用空气动力学模型进行计算，发现投掷到长崎的“胖子”效率仅为百分之二十一，六点二公斤钚只裂变了一点三公斤，当量一万七千吨；投掷到广岛的“小男孩”效率更低，仅为百分之二，六十公斤浓缩铀只有一点二公斤参加了反应，当量一万三千吨。对此，华盛顿说，不行，太“浪费”了！要改进原子弹构造，使前者的爆炸效率提高到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后者提高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佩里扳着手指头，兴奋地喊道：“当初要能达到这个水平，广岛长崎就不会剩下一个活人，该多好啊！”

　　丁洁琼听着吃了一惊：把人杀绝，一个活人也不剩下，就“多好”了？但她已经学会了跟佩里相处，不再当面质疑和顶撞。面对一个“总是对的”人，除了惹一肚子气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不管怎样，战争结束了，“原子弹狂热”却持续增温。W基地和X基地的“订货”都在猛增，大批钚和铀源源不断生产出来。制造核武器耗费巨大，保存核武器也耗费巨大。铀235半衰期很短，这就意味着储存的原子弹必须不断更新非常昂贵的核装料。哪怕是对强大富裕的国家而言，这都是一个沉重负担！这类“库存品”的危险性也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去年九月初即轰炸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在桑迪亚山脉下动工兴建新的工厂，准备大批生产当量更大、效率更高的新型原子弹。

　　我向你谈起过艾伦·泰勒吗？他是犹太精英之一，聪明绝顶，性格执着，是物理学界著名的“鬼才”，科学家中罕见的“鹰派”。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就指出太阳和恒星的能量来自核聚变；一九四二年，他开始思考在地球上实现核聚变；一九四三年初他刚到阿拉摩斯就开始研究核聚变武器“H弹”即氢弹。根据泰勒的计算，核聚变反应必须在上亿摄氏度下才会发生。而只有原子弹爆炸才可形成如此的超高温——换句话说，没有原子弹就没有氢弹，有了原子弹就可能有氢弹。

　　去年七月十六日原子弹试验成功。这使艾伦·泰勒狂热起来，声称他有把握在一九四七年即明年夏季造出氢弹。奥姆和很多学者讨厌他，说他是“疯子”和“战争狂人”；奥姆还从行政方面限制泰勒的权力、经费、人手、实验条件和研究计划。很多人指出氢弹计划的不现实：耗资特别巨大而成功没有把握；几千万吨或上亿吨当量的氢弹可能炸裂地球，从而改变地球结构乃至毁灭地球；聚变反应可能导致产生未知而可怕的新元素，后果堪虑；还可能造成大气圈“链式反应”，使地球“着火”，“像星星那样自主发光”等等。

　　但是我知道，泰勒会成功的！因为他所说所做的一切迎合了美国政治家和将军们惧怕苏联的心态和称霸全球的欲望。

　　轰炸广岛长崎之后，一些科学家发起一个“良心与责任协会”，写文章，办讲座，征集签名，上书总统，发行小册子，游说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反对制造新型原子弹，尤其反对发展氢弹等等，但影响不大。原子弹摧毁日本并导致战争胜利的伟绩仍然使多数美国人兴奋不已。丁洁琼在“良心与责任协会”章程上签了名，但没有参加协会的实际活动。她有更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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