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握手(102)_张扬

一〇二

　　随着原子弹的研制接近成功，反对使用原子弹的呼声日益高涨。

　　早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原子核物理学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玻尔利用自己的声望先后游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力劝他们不使用原子弹。均遭拒绝。

　　总统顾问萨克斯曾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信”面交罗斯福，促成原子弹研制被提上日程表；可同一个萨克斯却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向总统提交备忘录，反对“贸然”使用原子弹。他奋笔疾书，振振有词：

　　在第一次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后，应当：一、预先安排一次演习，组织各同盟国和中立国的举世公认的科学家以及主要的宗教代表进行参观；二、科学家们和其他代表要作关于原子武器的性质及意义的报告；三、美国及其参加原子弹研制的盟国要向自己的主要交战国——德国和日本发出警告：在疏散居民和牲畜的规定期限届满后，可能在预定的地点投掷原子弹；四、向敌国发出通牒，坚决要求立即投降，否则，他们的国家和居民将遭到毁灭。

　　西拉德是丁洁琼和奥姆霍斯的好朋友。他曾经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为爱因斯坦代笔写出那封“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信”。就是这个西拉德，在一九四五年春原子弹即将问世之际动员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信，反对使用原子弹。理由是战局已经分明，不用原子弹德国也必将崩溃。罗斯福于四月十二日突然逝世，没有看到这封信。看到信的杜鲁门，却对此不予理睬。

　　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初衷，是想“抢在德国人前面”。但早在一九四四年五月，盟国已经查清德国完全没有能力制造原子弹；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国投降之后，更证实了这一点。现在的敌人只剩下日本，而日本显然更没有能力制造原子弹。罗尔德姆博士曾经对佩里嘿嘿笑道：“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造原子弹了……”将军的回答斩钉截铁：“如果日本仍未无条件投降，我们就要造出原子弹来；而只要我们造出了原子弹，就一定要扔在日本人头上！”

　　罗尔德姆将情况告诉了在芝加哥的西拉德。于是，原子弹问世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六月，西拉德等一批科学家向陆军部长递交请愿书，反对用原子弹轰炸日本。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第一次核试验所展示的可怕毁灭力，使阿拉摩斯的科学家们深感震惊。他们串联，签名，聚会，发表宣言，组织“科学家起义”，反对使用原子弹。X基地、W基地、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很多科学家也积极响应，参加“起义”。这些基地和大学都曾派人观看了七月十六日的试验。他们赞同萨克斯的主张：在沙漠或荒岛上爆炸一颗原子弹以显示威力，届时邀请中立国家和日本派代表到场观看，以迫使日本投降……

　　陆军部则断然拒绝了所有这些主张，几乎是针锋相对地向总统提出建议：一、尽早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二、轰炸应“一箭双雕”，选择那些周围有大量容易被炸毁和烧毁的民用建筑物的军事目标，以显示威力，彻底摧毁日本天皇、政府和民族的精神，其被“摧毁”的标志就是屈膝投降！三、实施原子弹轰炸时不必事先对日本发出警告；四、不必通报国会和要求授权。

　　代表军方起草这份建议的，是佩里少将。

　　丁洁琼对上述“建议”第二条中的轰炸目标“周围有大量容易被炸毁和烧毁的民用建筑物”深感忧虑，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鼓励肆意杀伤平民。她还有一个深层次的、更加强烈的忧愤，即军方非常欣赏并决定采纳她的最新研究成果：关于原子弹当量与爆炸时“最佳高度”函数关系的计算表。她就是在从事这项研究时开创了全新的学科——“核爆炸空气动力学”的。她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最佳高度”几乎是“尽多杀人”和“最大限度地实施毁灭”的同义语。将军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计算表”中诸如此类的文字：“如果原子弹在低于‘最佳高度’百分之四十或高于‘最佳高度’百分之十四的地方发生爆炸，地面受到的严重破坏将减少百分之二十五”，等等。将军们拍着大腿嚷嚷：太好了！一定要为每颗原子弹设定准确的“最佳高度”，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破坏力和杀伤力！

　　在丁洁琼听来，这就像刽子手在叫嚣“杀人”、“多杀人”、“更多杀人”——作为一位女科学家，事业和命运居然走到了这一步，是她始料不及的！她深感痛苦，难以忍受。因此，当罗尔徳姆教授和“邻居”布朗博士前来游说时，丁洁琼自觉义无反顾，在“宣言”上签上了自己在阿拉摩斯的“法定姓名”——姜孟鸿，成为“起义者”。

　　这事肯定使佩里将军很不痛快。不过，还好，他跟女教授没有为此翻脸，仍然保持着来往；但是，尴尬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在前往俱乐部的汽车上已经表现出来了。佩里跟十多位具有代表性的“起义者”约定在那里开一个“座谈会”。在原子弹试验成功而尚未用以实施轰炸之际，据说这样一个座谈会很有必要，它甚至可能阻止轰炸……

　　将军事先打电话邀请丁洁琼前往，说届时亲自来接她。女教授欣然同意。她知道自己政治上的见解和口才都不出众，根本没法说服佩里；但她想，那些大名鼎鼎的男性同行们，也许可以做到这一点。

　　俱乐部楼上一间会议室灯火通明。桌子被摆成圆圈，像是开“圆桌会议”，但没铺桌布，没有鲜花和其他任何摆设，每个人面前也没有文件纸笔饮料。十二名“起义者”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刚从芝加哥专程赶来的西拉德，也有未参加“起义”的费米和奥姆霍斯。加上佩里和他的助手贝尔纳斯准将和格里芬上校，与会者共十七人。“起义”给当权者增添了麻烦，佩里是奉陆军部长之命前来会见科学家们的，说是开个座谈会，尽力做到相互谅解和沟通。但是，他在这样一个会议上的行事方式却令丁洁琼、和所有在场者大吃一惊——

　　“我先提一个问题。”不待科学家们开口，佩里便板起面孔，先声夺人，“尊敬的‘起义者’们，你们之中谁有亲人正在对日作战？你们之中谁有亲人死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

　　嗡嗡嗡的会议室忽然变得阒无声息。

　　“是的，没有，一个都没有。”将军平抬的右臂像机关枪管，阔大的嘴巴像子弹般吐出一连串粗硬的音节：“可是这一时期，每天都有千百个美国青年死于对日作战中——不错，他们不是你们的亲人；但是我要呼吁你们：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忘了是他们在前线的流血牺牲，保卫了我们的安宁和幸福，保卫了我们之中一些人在后方一面饮着咖啡美酒一面满口说胡话的权利——这些人说什么样的胡话我不管，但是，如果他们假模假样，装得那么超脱潇洒，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从而延长战争，把尽可能多的美国青年继续推向死亡，我就要痛斥他们是日本人的帮凶，是杀人犯！”

　　会议室里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请问西拉德先生，罗尔德姆先生，卡蒙先生，诺伊曼先生，甚至还有费米先生，”佩里目光如炬，环顾会场，逐个打量被他点名的几位科学家，“你们几位都是欧洲人，都有自己的祖国。你们之中有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还有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你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不远万里，到美国来？”

　　被点名的几个人都不吱声。有人避开佩里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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