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阁网 > 张欣 > 一意孤行 | 上页 下页 | |
| 三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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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什么都没有变，其实什么都变了。变化最大的是没有人敢理她，原来跟她关系不错的人都躲着她，关系本来就一般的人便对她嗤之以鼻。 她像生活在一座孤岛上，人们，那些她十分熟悉的面孔，此刻如同移动的植物，跟她毫无关联，甚至不同语系。有的只是传言：于抗美是四人帮的小爬虫，是脱裤子党员，否则她凭什么上去。跟坐火箭似的。 没有人想听她的解释，她也解释不清，是的，为什么选中她？就连她自己也没想明白，也只能任由各种版本的说法活灵活现。 就连那些禀性善良的人们，也觉得她像一个怪物，朴素的单调，总穿一双解放鞋，不谈恋爱，只谈工作和学习，甚至淡化性别，如果她是装的，那倒容易想明白，没有人觉得董桂兰是怪物，可抗美是那么真诚的这样做，她还那么年轻，怎么会毫无欲望？ 她多想找人说说话啊，说说发生的一切，说说自己的心清和困惑。可是孙雁死了，章小毛被自己得罪，自打那次吃鸡蛋以后，章小毛再也没找过她，偶尔在路上碰到，她想打招呼，章小毛头一低已经过去了。 这时她想起朵松霖，她给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诉说自己的不幸，她觉得这是她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希望在摸索中碰撞到一双她曾熟悉的手。 剩下的事情是专注的等回信。 想不到松霖的回信短的可怜，像电报文稿，全文如下： “抗美，你的情况已经是最好的了，何冀中已被隔离审查，我与他也失去了联系，上个月，公社开万人揭批大会，他是批斗对象，偏偏叫我作为知青代表发言，我心情慌乱，嗓子都变音了，他一直看着我，我们没说一句话，听说批斗会之后他要去坐审。最要命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是反革命罪。” 薄薄的信纸从抗美的手中滑落下来，松霖的签名非常潦草，潦草的令人难以辨认，可能是太匆忙了，她还想多写几句，但是不行，心情也相当糟糕。而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抗美万万没想到的，曾几何时，何冀中作为陕西省报告团的重要成员，到全国各地去做“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报告；参加中国知青代表团访问了日本；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他和与会的十一名知青代表收到了周总理邀请他们参加国庆招待会的请柬；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当选为第四届人大代表…… 这一点一滴的消息都是抗美在报纸上看到的，有时松霖来信的时候会提到，她一直从心里为他高兴、自豪，并且以他为榜样，要做出一番事业。但现在，他的情况比她坏一百倍。 她不忍心再写信去烦松霖，她够受的了，人在农村，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父母尚在改造之中，她又一下子冒出两“四人帮的小爬虫”的密友，其中一个还是反革命罪，你还让她活不活。 可是抗美多么渴望有人能相信她是爱党的，她只是被放到了不恰当的位置上，或者她是犯了错误，分担一些她心中的压力。她想到了父母，可跟他们真不知从何说起，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溺水的人，眼睁睁的看着最后一块浮板离她飘然而去。 接到搬家的正式通知，邹星华并不感到特别震惊。 本来，“四人帮”倒台的初时，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预感，至少不像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那么惊慌失措，可这回她错了，杨三虎的问题十分严重。 江湖险恶，要在官场上的政治风云中立于不败之地谈何容易。 一九七五年九月到十月间，“四人帮”决定在上海搞三军联合军事演习，他们急于掌权，但又担心军队不可靠，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张春桥也说假如军队把枪口掉过来，那怎么办？”姚文元更是断言：军队就是保守派的后台。所以他们在上海建立了“第二武装”，也就是上海民兵指挥部。 不知江青是什么时候看中杨三虎的，总之他的地位与当时颇为得宠的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不分上下，这次三军联合军事演习，杨三虎表现得非常卖力。 谁都知道，上海是“四人帮”的后院和老巢，是他们最为可靠和顽固的据点、堡垒，称得上森严壁垒、刀枪不入。而上海除了警备区之外是没有大军区的，大军区在南京，作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三虎虽然算不上硬骨头，但也多少有点在劫难逃。 江青一向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如果杨三虎没有解甲归田的决心，断然不敢违上，即便他知道他们的许多做法不妥。何况，中国的官员和百姓，没有谁能抗拒被“选中”的诱惑，当时的军委陆、海、空三军司令如此，张铁生、朱克家、李庆霖也是如此，杨三虎和何冀中又怎可能例外呢。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连续召开“批邓打招呼会”，“四人帮”一伙竭尽全力，粉墨登场。当时上海的掌权者自然是“批邓”的先锋力量，张春桥多次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指名道姓“邓小平这批人，就是买办资产阶级，把中国工人的劳动成果送给人家，再把石油垄断起来，把猪肉垄断起来，完全是垄断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毛远新也对马天水、徐景贤等人说，邓小平“崇洋媚外，出卖主权”，“搞全面回潮”，“国家性质都要改变了”。江青更是四处活动，二月二十日晚上专程到京西宾馆马天水的住处，找了一伙人，对他们说，你们是“上海帮”啊，……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在这个极小范围的会见中，便有杨三虎，据说他已睡下，又被单独找去。 他当时是否拍胸脯表忠心也未可知。 同年七八月间，王洪文来到上海，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希望尽速把存放在仓库里的枪支弹药发给民兵，进一步装备上海的“第二武装”。 八月，杨三虎来到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等人流露出他所管辖的部队人心背向，某某部队不听指挥是对上海的巨大威胁。第二天，马天水便在一份要求分发武器的报告上批示“立即发”。此时，七万四千多件枪支，三百门炮，一千万发各类弹药很快分发到上海基层去了。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杨三虎便被隔离审查。 邹星华认为这是历来政治运动之后的人人过关，但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一九七七年八月的一天，她正在家中和志南一块准备志南上石家庄陆军学院学习的行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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