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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年×月×日 晴空万里

  队里的西红柿压弯了枝,任你怎么架,还是掉的满地都是,队长决定赶集时卖掉一批,我和松霖争了半天,队长同意了,加上杏春和她爹,我们推车上了大道。

  翠绿的夏天,山峦像铺了碧色的绒毯,远远望去,延河水蜿蜒流淌,对面杨家湾的青纱帐,几个穿红袄的娃娃在戏耍。个大肉厚的面红柿在筐里跳跃,哪一个身上没有留下我的手印?每天钻进菜园里打杈、绑枝、锄草,我整整于了两个星期。

  集市上的鲜货还真不少,我们也挤在里头卖。好多人跟杏春爹打招呼,手只要伸向筐边,我和松霖就迎上去:“大叔,五分钱一斤。”来人只好缩口手,尴尬地笑笑,走了。杏春爹挤着眼睛对我说:“咱这里人一满没面皮,见到熟人总要占个便宜,要不队长叫你们来卖菜,说是学生娃娃不讲情面。”

  正说着,一个京片子的声音飘进我的耳朵,“大爷,这苹果多少钱一斤啊?”只见两个戴着尼赫鲁式绒帽,身穿漂亮小大衣的男生,正跟一个憨厚的老农犯贫呢。一个说:“这么小你还卖一角钱十个,哪卖得出去啊?”另一个说:“八分吧,八分我们全要了,省得你挑回去,百八十里的多划不来呀。”一个又说:“我们知青什么没见过,还稀罕你这个,这是照顾你,懂吗?”另一个又说:“别不识抬举了。”

  我和松霖看在眼里,别提心里多气愤了,这种人,真给知识青年丢脸。没想到,这两人没说动老汉,跑我们摊上来了,一句话不说,拿这个捏那个。松霖忍不住说,“不买别动手,五分钱一斤。”两个男生愣了,半天才说,“嘿,京片子,我还当是村姑呢,是不是好衣服都让队长老婆要去了?你们是哪个村的?”我和松霖像约好了一样默不作声,他们大概觉得很没面子,又嘻皮笑脸地说,“三分钱一斤,我们全包了。”我说,“转手再卖,搞投机倒把,你们好意思吗?!”松霖冷冷地说,“别跟他们吵嚷了,就是三毛钱,我们也不卖。”那两个当然不能认栽,掏出一块钱来,非要买两斤西红柿,我和松霖当然不卖,就这么吵了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又来了个男知青,他的穿着朴素,神态也很沉稳,他把那两个男生说了一顿,对我们歉意地笑笑,正要走,松霖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哪个村的?”他说,“我叫何冀中,马家沟的。”等他走了,我才和松霖肃然起敬。何冀中在知青里可算是个人物,首先当然是思想好,他学毛著、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心得还上过“人民日报”。其次是他聪明,点子特别多,比如用自制的半导体和扩音器给他们队办起了广播,家家安了喇叭,山里人第一次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他还在村里办了夜校,教农民识字;自学了《赤脚医生手册》,大病小病都能看,据说还敢开刀,被乡亲们称作毛主席派来的神医。

  ×年×月×日 晴

  村里人都说,康家沟水土不好,人老是吵架。

  想想也是,刚来康家沟的时候,张家搞了史家一个西红柿,两家的大人小孩在公窑前跳着脚骂十八代祖宗,骂了整整一个下午,吓得我们几个新社员不知该怎么劝。

  现在已经习惯了,我是记工员,队里规定猪不许进自留地,张三桂家的猪“违法”,照队里的规定扣他三分,这下可好,三桂婆姨直吵到天黑才回窑,我也不用理,随她闹去。我现在明白了,农民直率粗鲁,不会拐弯,也不会搞小动作,虽然没有城里人有涵养,那也是贫苦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嘛。

  今天在苗山种麦子,关五的婆姨官儿和康俊明吵起来了,听说是文化大革命时结的仇,康俊明素来心狠,太阳穴的青筋蹦得老高,一把抓住官儿的头发,把她掼到坡底,还骂了一句臭婊子。

  官儿不干了,披头散发的跑回家寻绳子要上后山,大伙死抱着她,把她拖回窑,官儿横了心,康俊明不收回骂,她就寻死给他看。关五叔急的直掉眼泪,央康万年大爷叫革委会出面解决问题。

  天黑了,大爷叫我一块去前沟,关五家的窑洞里,关五叔蹲在地上吧嗒烟袋,官儿坐在炕边抹眼泪,大爷叫我摊开纸,记录他们的陈述。关五叔突然愤愤不平地说;“我的婆姨,我都不嫌,干他什么事?!”我差点没笑出来,只见康大爷端坐炕头,神情严肃,还做出思考的样子。

  ×年×月×日 晴

  今天康俊明当着全村人的面,哼哼叽叽的向官儿赔了不是,收回“臭婊子”这句脏话,他也怕出人命。

  ×年×月×日 晴

  今天收工以后,看见新张四笑嘻嘻的走进自家院子,抱起死去的旧张四留下的孩子,忙着收拾工具,烧火做饭。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

  旧张四在炕上瘫了两年,最后丢下婆姨和三个娃娃死了。在我们陕北,女人没了男人是活不了的。经人介绍,山那边的何家沟走来了一个人,“倒装门”进了旧张四的家, 这个人叫常生福, 是绥德人,从小家贫,他们常家就把他给了罗姓家“为儿”。养父家的姓要放在前面,就变成了罗常生。

  罗常生出去当了几年兵,复员回来还是娶不起媳妇,今年二十九岁,花了一百元钱娶了旧张四的寡妇,旧张四的寡妇都三十四岁了,还有三个“拖油瓶”的孩子。一家五口的吃穿,全压在新张四的肩上。

  出工的时候,我仔细打量了新张四,朴实而端正的面庞,结实的体魄,是个好劳力呢。他心里一定有苦,所以话不多,很快得到了全村人的喜欢,选他当了生产组长。

  新张四罗常生“倒装门”入赘以后,又得随张姓,改成了张罗常,三家人的姓成了他的名字。

  ×年×月×日 晴转多云

  听说苗大爷得了重病,而公社医院离我们村十分遥远,我和松霖便去马家沟找何冀中,何冀中说:“行,我去看看,再叫上‘老中医’吧。”

  “老中医”也是北京三十一中老高二的学生,个头不高,一张热情的红脸膛,又带点小知识分子的酸劲儿。据说逍遥时期,是四四派宣传队吹笛子的。来农村以前,自学了半年中医,知青们就管他叫“老中医”。

  苗大爷的窑洞很黑,我们看不清他的脸,窑里的窗框七倒八歪,土炕头扔着个布袋,里面是烤干的馒头片,硬的跟什么似的,大爷就靠这个为生?我一阵心酸。奶奶窸窸窣窣地爬下炕,说大爷病半年了,一满不能动,近半个月什么也吃不下。何冀中撩起大爷的裤腿,“老中医”也凑了过去,我却不由地退了两步,两条腿肿得紧绷绷的,明个登登,像常人的腰一样粗,怎么会是这样。

  出了窑,“老中医”和何冀中两个人嘀嘀咕咕的,半天“老中医”才说:“我们怀疑是食道癌?”我说:“食道癌?那腿怎么会肿这么粗?”他们也说不清,我心里真有点失望,还指着他们药到病除呢,看来神医也不过是传说。

  回到窑里,何冀中说:“大爷,我们抬您老人家去延安治病,可好?钱我们去凑。”大爷说:“不中,好娃哩,我今年七十六了,也该死了,不花那笔钱了……”

  我们心情沉重的离开了苗家,那种不能为贫下中农解除痛苦的内疚心情像一根鞭子,狠狠地抽打着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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