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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天晚上，康家沟的邻村岳口要放电影，说是邻村，来回也有十五里，可这算不了什么，队长提前收了工，村里的男女老少相约着去岳口。这情况，是松霖回来告诉抗美的。抗美说，放什么片子嘛，松霖告诉她是《钢琴伴唱红灯记》。抗美因腿一点好转也没有， 不愿一个人呆着， 她问松霖你去吗？松霖迟疑了一会才说：“想去，多久没听见过钢琴声了。”抗美马上说：“你去吧，我没事！”

　　全村的人都走了，抗美就着小油灯想写日记，可不知为什么她心里没着没落的，写不下去，她呆呆地望着小油灯，这灯是村里的后生吉小用墨水瓶做的，每天晚上，围坐在炕上，大娘纳鞋底、补衣服，抗美读红旗杂志，写日记，松霖写信，有时还和抗美一块捉虱子。吉小根本就不相信城里人身上没虱子，“人哪能没虱？”这是天大的理呢。抗美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接受虱子，她和松霖一发现，两个人就一块手脚冰凉，汗毛直竖，立即烧一大锅开水，把衣服煮了个透，但没多久，这东西就越长越多，你想，不洗澡，睡热炕，怎么可能把虱子消灭掉。后来知青在一起开会，认为这是革命虫，它标志着知青和社员一样喽。

　　抗美对小油灯是很有感情的，尤其是到延安开积代会，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她看见毛方席用过的一盏小油灯，就是在这盏灯下，毛主席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伟大著作，她的心里是多么激动啊！她也将在这块土地上大有作为。

　　可是就在那一天晚上，她对着油灯，心里空落落的，油灯黯淡无光，火苗摇曳不定。她吹灭了油灯，在漆黑的窑洞里躺着。这时，这也是她第一次哭了，因为没有人，她轻轻地哭出声来。她一直以为自己是无比坚强的，对于伤痛，也持乐观态度。可是这一天晚上，她突然想到，这两条腿还会不会好？还能不能走路？如果她一生从此这么躺着，那么她满腔的抱负岂不成了空有壮志？

　　插队以来，抗美第一次哭了。

　　送走了程天牧，孟梅回到病房，看见女儿抗美好像是迷迷糊糊睡着了，便没有作声，轻轻吁了口气。

　　这么多天来，自从接到朵松霖从陕北的来信，告诉她抗美摔伤了腿，怕他们着急便瞒着家里。孟梅的心就开始悬了起来，她赶去延安，又返回新疆，再跑到广州，拖着一个病人，不管多苦多累，她始终靠这颗悬着的心提着一口气，她不能看着女儿从此不会走路啊。

　　她现在可以吁一口气，等到女儿的手术成功，她才能真正放下心来。

　　孟梅出身于小知识分子，划成份时被划作城市贫民，家里过得的确不富裕，但也不至于吃不上饭。她参加革命的动机简直叫人想不到，那就是赶时髦，解放前夕，共产党已大势所趋，青年学生要求进步穿军装，已成为一种时尚。孟梅分到文工团，唱歌也是后学的。

　　有一个男同学，跟盂梅一块参了军，还提着一把小提琴，乌黑的自来卷在额前打了个旋儿，他和孟梅心照不宣，彼此是相爱的。他也分到文工团，是乐队的首席小提琴。随着接受部队的教育，孟梅渐渐明白了阶级成份的重要，她自己的父亲虽然是小学教员，但是她爷爷有个煤球店，家庭成份有可能划成小业主，就是城市贫民，也没有工人、农民那么响亮、保险。如果她和出身资本家的男同学结合，那她的前程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孟梅也没有糊涂到去找个大老粗结婚，那时经常有首长看上哪个文工团员，领导一谈话，就嫁人了。团里有个女孩，长得十分甜美，唱歌的嗓音像银铃一样，不是独唱，就是领唱，她被一位战斗英雄看上了，经过领导做工作，两人结了婚，新婚之夜，战斗英雄卸下假肢，女孩子躲进厕所里哭了大半夜，战斗英雄不愿意看她那一脸委屈相，还发了脾气。

　　也有几个领导干部看上了孟梅，虽然她不是特别出众、显眼，业务上也很一般，但这使她的外表温和，气质娴淑，让人觉得找她当老婆很踏实、放心。

　　团政委于敬田来给孟梅做思想工作。我们人都是党的，婚姻更应该无条件地服从革命，服从党。他说了很多道理，孟梅就是一言不发。别的女同志，或者少不更事，一味地羞涩，或者原来有心上人，只好哭哭啼啼。而孟梅神情镇定，你又摸不清她在想什么。

　　孟梅对于敬田说：“你成全了那么多对夫妻，怎么就没想想自己。”这话倒让于敬田闹了个大红脸。孟梅又说：“论出身，论文化程度，论思想革命、要求进步，我哪点也不输给你……”于敬田说：“行了，行了，你别说了，让我好好想一想。”自那次谈话之后，于敬田想来想去，对孟梅，虽没有万丈的激情，但也的确挑不出她有什么实在说不过去的毛病，再说，看上孟梅的首长，哪个官都比于敬田大，人家不攀高反而就低，这可靠的程度又加了一层。

　　事实证明，这么多年来，孟梅跟着于敬田走南闯北，也没过过什么安定、舒心的日子，可她娴淑的另一面是坚忍，从未对当初的抉择后悔。

　　事实也同样证明，孟梅初恋的男同学，果然就是因为出身不好，先是打成右派，然后次次运动都逃不掉，在生活的道路上吃尽了苦头。她不敢见他，就向同学打听，他们说离开部队后，他去了工厂，手指给轧掉一截，再也不拉提琴了，头发白的很早，人没有一点点锐气，老婆是个乡下人。

　　望着沉睡中的女儿，孟梅的内心很难平静。本来，她的体力和精力已经耗到极限，理应睡上三天三夜，好好休整一下。可是抗美太让她不放心了，孟梅的两个女儿，根本不像同胞姐妹，援朝从小就不吃亏，自然灾害那两年，她跑到食堂刮别人锅底的糊糊，有一勺，吃一勺，蒸笼缝缝里夹的馒头印儿，她用手抠出来吃。如果敬田从西藏带回马肉，她总是吃得最多。现在上山下乡了，抗美去了最艰苦的陕北，援朝却回了新疆，在建设兵团的宣传队，不用干活儿，还能在家吃住。

　　抗美小的时候就谦让妹妹，又没有什么鬼点子，饿的使劲喝水，要不就舔舔固体酱油。后来在北京上学，就知道死读书，成绩非常好。文化大革命爆发，她又左的惊人，是红卫兵委员会的委员，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抗美断腿后回新疆的第一天，援朝嫌她身上有虱子，决定搬回兵团宣传队住，孟梅气得动手打她，可她还是搬走了。抗美安慰母亲，她还小呢，不懂事。孟梅心里非常难过，她为抗美的懂事难过，为她成为那么坚定的左派难过。——她去了陕北，那么艰苦的环境，她都觉得有点吃不消，可是抗美却以极大的热忱生活和战斗着。

　　在康家沟，孟梅先见到了松霖，松霖叫她阿姨，她半天没认出她来，在北京时，抗美带松霖到家里来玩，她梳两条长辫子，白嫩白嫩的瓜子脸，穿一条白颜色的布拉吉，漂亮得跟布娃娃似的。可是眼前，她跟陕北的女子一样，旧棉袄不套罩衣，腰间束一根绳，头上裹一条白毛巾。松霖带她去窑洞看抗美，一路上孟梅都不知说什么好。躺在炕上的抗美，也跟从土里刨出来的似的，灰头灰脑，比松霖还不如，脸黑瘦黑瘦的，两手都是硬茧。

　　最让孟梅难受的是，抗美刚到陕北时，她给她寄过一个包裹，都是些日用品。孟梅看到她寄来的中华牙膏只用了很少一点点，她问抗美你都用什么刷牙啊？盐？抗美说不刷牙，我们到这来，就是磨炼自己，找差距，全村没有一个乡亲刷牙，我早不刷了。

　　抗美给家里写信，从来不叫苦，也从来不要东西。唯一的一次，是为了阻止队上几户最穷的人家外出寻吃（要饭），她在信中说：连党支部书记白志孝的婆姨都出去要饭了，这样下去怎么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帮助贫下中农，这也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把自己的口粮分了，分给村里最穷的几户社员。妈妈，请你务必寄一些全国粮票来，只有这样，才能帮助贫下中农渡过难关。

　　孟梅给抗美寄了几十斤粮票。抗美回信说，她用半年分到的工钱七块五毛，全部买成了粮食，送给了洪明家，一个身体有病的庄稼汉，平时粮食就不够吃，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更揭不开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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