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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 一 一个人的文学道路是漫长的，一个民族的文学道路也是漫长的。这儿仅仅在说 的新时期以来 的文学，也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了。 我认识的一些外国的汉学家，他们都热情地谈论中国新时期文学，认为这个时 期的文学是很 有意义的。他们真是热情，真是感人。1987年夏末我认识了一位西欧 的汉学家，他认为自己 把最好的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作家几乎全读了一遍，并将 其中的一部分介绍到了西方。他 在谈话中不止一次对我说：文学和文化的中心都在 西方，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一个事实，所 以说必须把中国作家介绍过来。他固执地 这样认为，我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好意。他是热 爱中国和东方的文学，以及这些 国家的人的，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不同民族文学和文化交流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如果说有的作家不爱这 种交流，厌弃 这种交流，那可能绝大部分是不真实的。但是由于中国近半个世纪的 封闭，一旦开放，作家 们对于这种交流很难一下就适应起来，往往不够冷静，常常 是过分地依赖这种交流，以至于 不能正常地估计它的意义。 从新时期的开放到现在，中国的文学显然也在一步一步走向开放。外面的窗口 打开得越大， 对中国的文学越好，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起 码不完全是这样。一直 对文学的开放欢呼雀跃的我，这时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因为 什么?因为中国作家透过一个世 界文学的大窗口，看到了商业社会中堆积如山的文 学，看到了书籍的崇山峻岭。这种情境让 其中的许多人产生了焦虑。我没有产生吗? 我敢于理直气壮地说这么一句吗?好像难说。 东方的相当一部分作家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一个说法，这就是那位西欧的 汉学家早就说 过的：文学的中心在西方。把自己呕心沥血的创作界定在中心之外， 这怎么会不让人焦虑。 向往中心，向着中心进发，日夜兼程，好像再也没有比这个 更易于理解和无可厚非的事情了 。 其实呢，冷静下来想一想，文学可从来不是这样的事业。文学是自己的事业， 民族的事业， 一种语言的事业，个人生存和自救的事业。如果说它有力量，那也是 通过对心灵的慰藉产生 的。它的中心在哪里?它会在遥远的西方吗?西方文学的中心 为什么不在遥远的东方呢?难道 这个地球是这样怪异，哪里有钱，文学和精神的中 心就在哪里吗? 我现在四十多岁了，我可不愿意让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像一个高中生那样简单。 二 我这里不是说因为中国的汉语是一个大语种，中国作家就不需要那种焦虑了， 完全不是。哪 怕是一个极少的民族，哪怕这个民族仅剩下一个人，他的文学与所谓 的“中心”的关系也不 会有另一种理解。这在我看来，其中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诚然，文学需要受众，受众越多，创作的目的性和娱悦感似乎也就越强。这看 起来好像是如 此，实际上却未必。细究起来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在文学方面的强烈 的责任，首先不是因为 他对外部的强烈愿望而实现的。一个人与文学是这样地分不 开，他热爱它，没有缘由地热爱 ，他的作品也就真正感人了。这时候，他的文学的 中心只是他自己，是他的心。 推而论之，一个民族的文学的中心，也就在这个民族自身。再扩而大之，一种 文化艺术的中 心，也不会逃逸到这种文化的范畴之外。现在我在日本，就想谈点我 对日本文学的感受。这 里要说明的是我只是一个蹩脚的理解者，因为我不能直接读 日本文学，但是我相信自己所读 过的这些译作，相信我对它们的理解和喜爱是真实 的。从《源氏物语》读下来，许多现当代 作家的作品我都读了。我相信正是深深的 日本文化的浸渍，才使这些作品无论在怎样巨大的 差距下都显出了惊人的一致性。 美丽的日本口吻，舒缓动人。日本的小说和散文与欧洲的区 别如此地明显。这是东 方写意艺术的伟大分枝。 如此的日本文学怎么向西方寻找中心?日本文学呼应的仅是自己的这片土地。它 在这里发生 发展，这里才是它的根，是它的原生地。 大概对于文学有了类似的理解，作家就可以轻松许多了。每个民族的文学的精 华，都建立在 这样的一种轻松之上，这点我深信不疑。而说到中国的或整个东方文 学的伟大，那是另一个 话题。现在我想说的，只是它近三十年来的不轻松的一面， 是它的焦虑。焦虑就不好，因为 路还长呢，这等于是一场焦虑的马拉松。很累很累 的远途，想想看，这对于东方作家会有多 么不利，诸位想想也就可以知道了。焦虑， 就没有从容；而不从容，也就可以想见文字的呆 板。 让我们回到新时期初期的中国文学，这样比较来谈方便多了。那时的文学有许 多毛病，比如 它的直露，它的过于强烈的目的性，它的局限。但是这个时期仍然让 许多人至今留恋，觉得 在许多方面好像比今天还要好——这个判断一直是留在心里 的，一时又找不到理由。那只是 一种真实的感觉，而不是一种理性的推论。现在好 好想想，似乎能明白一点什么。新时期初 期的中国文学有再大的缺陷，但有一个根 本性的优点是明显的，这就是从民族文学的角度来 讲，它的自主自为性。这个时期 的文学响彻的基本上还是自己民族自发的声音，较为朴素， 文化上的原生性比现在 强得多。也就是说，从文学的本质意义上看，那个时期的文学还是有 力量的，自信 的。 一个民族的文学表达方式，它的愤怒和狂喜的方式，在主要的方面，都应该是 这个民族自己 的。如果连感情和感情的表达都要模仿所谓的“中心”，那真是再糟 也没有的事了。 三 说到焦虑这个倒霉的词儿，身为东方作家的一员，我本来是有许多体会要说一 说的。可是我 对自己的例举不会太多，因为我现在等于是拿了一把手电筒，只照外 不照内。说得更好听一 点，我现在应该有开阔的视野。我在这儿还是说说普遍的现 象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东方作家对于西方作家作品的惟妙惟肖的模仿就受 到了推崇。后 来，越是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推崇就越是厉害。弄到最后，好像只 有外国气味、特别是西 方气味的作品才是比较高级的东西。这个过程糟就糟在直到 现在还没有结束。没有可能结束 ，因为现在是什么时候?是正闹“全球一体化”的 时候。听说日本许久以来就有一部分人有 “脱亚人欧”的焦虑心情。这样的时候文 学当然也要一体化了——英语化世界化，要有刺鼻 的欧美气味。不知对当代文学的 这种描述是否有点唐突? 现在有人要夸赞东方的好作家，往往先把他叫成一个外国作家的名字，前边只 加该国的国名 作为限制词。当然这仅是一部分人的理解方式，但也颇有些代表性。 我们与西方的经济发展 、文化的人种的区别、历史的现实的种种差异是多么大。可 是我们有人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寻 找了与西方的文学对应。这真像是一场文学的对号 入座。“垮掉派”、“嚎叫派”、“脱派 ”、“达达主义”、“波希米亚方式”、 “文学达利”……以及其它各派，都有中国式东方 式的翻版。这种斑驳陆离是一次 进步吗?是不是有点乱成了一锅粥? 问题在于，这是一种焦虑的结果。 只要这种焦虑一天不能消除，东方的文学就一天没有大的希望。这是谁也没有 办法的事情。 今年早些时候我和几个朋友去欧洲参加一个文学会议，感触很深。许 多汉学家，特别是定居 在西方的东方学者，他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有些怪招，其主 要题目之一，就是研究哪些作家 像西方的谁和谁——越像，他们越高兴。谈到这些 外国作家的中国翻版，他们立刻兴奋起来 。可见，这已经不是在研究比较文学了， 这简直是不健康的心态了。这种对于文学本质性的 曲解，是热爱自己专业的人士所 不能忍受的，更不要说其它方面的不能忍受了。 西方漫长的资本积累时期形成的独特的痛苦，特别是艺术家的波希米亚式的生 活方式，现在 一部分东方国家的写作者学得再像也没有了。起码是神似。而且他们 自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超 越——超越了什么?什么险峻他们就自认为超越了什么。其 实这种小孩子般的招数本来是不 难识别的，可是却在一个奇特的时期受到了不适当 的鼓励。 一种朴素然而是真实的精神生活，现在并不那么行市了。但是我们知道，如果 一个人从他的 年轻时代起就迷恋于精神的拙劣表演，迷恋于简单的直接的模仿，那 将是毫无出息的。 四 语言实际上是水和土做成的。文学也是水和土做成的。由于自然进化等各种原 因，水和土也 要变。这从语言文字，特别是艺术的改变上就看得出来。我们中国的 先秦文学，诸子散文， 唐诗宋词，是很了不起的。那是我们的水土最早做成的文学， 是我们的民族引以为傲的明珠 。很可惜并且有些滑稽的是，当代的一大批中国(也 包括许多东方的写作者)作家，今天对于 西方翻译作品，要比对自己的古典熟悉得 多。 有人是不止一次真实地表达过对于自己这方水土的厌恶了。但是厌恶又不能脱 离，即便定居 西方也难以脱离。他还是要用自己的水土来做自己的文学。这就矛盾 重重了。这种矛盾有可 能毁掉了他们的事业。比较起来，他们是最焦虑的一代，因 为从文学马拉松的第一步开始， 就有了如此的焦虑。而比他们更早的作家，如更早 出现的那些“老一点”的作家，若有焦虑 ，还算是一步一步走向焦虑的呢。 我不论阅读中国还是日本印度文学，发现其中最优秀，最能从文化的意义上给 我快感的，都 是非常具有文化自信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无论是愤怒是激烈还是其它 风格，都有一种文化上 的自为性格。我所担心的那种焦虑，在这样的书中是绝对没 有的。 中国的《红楼梦》，日本的《源氏物语》，其中有不得接近“中心”的焦虑吗? 当然没有。 不仅没有，而且这些书的创作者是民族长河里最优秀的畅游者，他们在 一路搏浪而行。他们 的不朽，就在于他们来自一方水土，最终又化入这方水土之中。 有人可能指出，说他们这些文学的老英雄，正处于一个不开放的时期，那时还 没有全球一体 化呢，他们哪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当然不会有那种焦虑了。可是仅仅 这样说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现代化无法当成一个内涵固定的概念，每个时代都有自 己的现代化。再说早在中国的唐 代，中国就与西域广为往来。日本与中国交流密切。 中国和日本当时对于世界并不陌生。说 到这里有人必须指出：曹雪芹的中国可不是 第三世界，他们不必也不可能向往所谓的“西方 中心”。这就有了一个在文化上放 松的可能。 如果由此来推断，一个民族只有在经济上强盛了之后才能免除文化焦虑吗?当然 不是。这一 来世界上的许多作家岂不是天生就要悲观。答案当然不应该是这样。因 为经济与文化是两回 事，文化的积累比经济的积累需要的时间不知要长上多少倍。 作为一个作家，他如果没有历 史感，没有文化上的超然眼光，也就不可能最终成长 起来。 现在文学上的亦步亦趋，面向西方，起码是忽略了一个可怕的身份问题：他自 己、他是谁、 他在哪里。长此以往，东方作家大概就会不自觉地充当了西方文学的 陪练员，而且还需要幸 运才行。 我这样描述中国和东方的文学太悲观了吗?其实不是。因为这样一来，这个不算 短暂的文学 历史就有了其它的解释，有了又一种精神轮廓。它是这样的：先是开放 之初单纯的自主自为 ，然后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走向了焦虑；这也正是现在的、 自然的情形。这种焦虑在我看 来是已经达到了顶点的，那么继续往前呢?如果再往 前，它是必要走回来的。作家们仍然要 用自己的水土做自己的文学，舍此将没有他 途。对我们中国作家而言，屈原和杜甫李白他们 走过的路，是必要延伸过来的。中 国文学的前途也就在这里，必在这里。 我们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文学写作者终有一天会在文化上放松下来。到了那时， 一旦没有了我 上面所说的焦虑，再加上放眼世界的气度，真正的希望也就来了。 当然，我这样讲并不一定是全面的道理，而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描述方法。离开 “焦虑”这两 个字，也许对中国乃至东方的当代文学会有更好更准确的表达。不过 这只能留待以后，留待别人了。 虚阁网(Xug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