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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大白天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电灯，隔壁房间不时响起电话接线员的呼叫声和打字机的哒哒声。 　　领导背着手站在巨型写字台后，看上去很像苏联早期电影里的革命人物，很“地下”地苍白着、瘦削着，嘴唇薄而五色，胡子、头发毫不修饰地蓬乱着，说明着已久没有良好的睡眠和饮食。他表情严酷、目光犀利、拒人千里，少语、精明、警觉地打量着他们，在白日里有些病态的灯光辉映下，如一块可惧而不可亲的坚石。 　　巨型写字台上，满是纸张、铅笔、报纸、文件、还有一个地球仪和一个插满长长短短烟蒂的烟灰缸。胡秉宸一干人就站在那张写字台前，领导没有请他们坐下的意思，而是一副分秒必争、速战速决的模样。冷傲的胡秉宸到了这时也只能照单全收。而眼前这间办公室的气魄和威慑力，只有多年后，当胡秉宸坐在部长办公室的巨型写字台后才找到感觉。 　　胡秉宸说：“我们是来转组织关系的。”顺便说到委派他来上海工作的上级姓名，报告了他来上海的任务，汇报了任务完成情况，有关日后的工作安排却一字未提。他十分明白，组织关系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履历，组织关系转到哪里，工作自然就安排在哪里。 　　幸亏胡秉宸在解放大军人城之际；立刻与委派他来上海工作的上级取得了联系。革命胜利之初，一切尚未就绪之前，“上级”，就是一张有效的通行证。 　　领导看了看胡秉宸。以胡秉宸的身份和职务来说，到这里转组织关系应该说是合乎级别待遇的，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因为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就用拇指和无名指从一堆乱纸里抽出一张纸条，草草写了几个字后交给胡秉宸，然后就着一脸郑重地思考，一脸郑重地继续吸烟。 　　出了大楼，胡秉宸展纸一看，与他送到大别山的那条卷烟纸差不多大小，上有胡秉宸等人的名字及行书一行：“均为中共正式党员，现转至你处。” 　　凭着这条小纸，胡秉宸以及他手下的几个人也就有了新的革命岗位。没人审查，也没人怀疑。 　　共和国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其中一位在填写履历表时请教胡秉宸，这一段历史怎样填写为好。他竟对那位同志说：“就填参谋。”该人从未得到这样一个职务，可也从未有人置疑过这个头衔的合法性。 　　多少年后，在胡秉宸与吴为那场惊天动地的恋爱事件中，这位“真假参谋”才在白帆对吴为的自卫反击战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参谋，还为挽救胡秉宸、白帆的婚姻，组织老战友成立了一个“白胡婚姻保卫团”。直到政府某年重新核算工龄以确定老干部的离休待遇时，这位“真假参谋”才忽然对胡秉宸声称，因对白帆有个私生子的隐情和他们的婚姻危机不甚了解，才错误地站在白帆一方，今后不但不反对胡秉宸逃离与白帆的婚姻苦海，还要协调“白胡婚姻保卫团”其他同志，劝说白帆同意离婚等等。 　　为此，胡秉宸平生第一次为自己的私事，违心地为“真假参谋”写下一具证明。胡秉宸苦笑着对吴为说：“……昨天来了十几位‘保卫团’中的一位，因为他有事求我，我签个字他就变成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我不签字他就变成一九五O年参加工作，每年差几百块钱的离休费哪——不过几百块钱而已。” 　　如果不是胡秉宸当机立断，他和他领导的那些人十多年出生人死、呕心沥血的革命历史，很可能就在那个不知所从的瞬间抹得精光，连他本人也可能湮没在历史车轮的尘埃里。 　　组织关系落实后，胡秉宸等人很快被派去接管某个单位。被接管的单位其实很近，步行不过二十分钟，但是胡秉宸坚持要上级给他们派一辆吉普车。 　　一九四九年后直到二十世纪末私人汽车重新出现之前，汽车始终是一种政治地位、行政级别的证明。而当时所有被接管单位，都会举行盛大欢迎式，汽车，尤其是吉普车，在那种场合，不失为展现政治级别、革命威风的绝好道具。 　　等了很久的吉普车终于来到，却并不是派给胡秉宸的专车，车上还有其他人。那些人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臂上戴着鲜红的“上海军管会”袖标，让身着奇装异服、没有这等装备的胡秉宸，好一阵说不清苦辣酸甜。 　　浸泡在苦辣酸甜中的胡秉宸，不知为什么突然对一起等了许久吉普车的手下人说：“你们几个就不要去了。”在瞬息万变的新形势下，这句“你们几个就不要去了”，不知对跟随他多年的那些人；将发生怎样的影响。 　　9 　　直到与史峤重逢，才把胡秉宸从赵大锤的枪杆子下解放出来。 　　早在重庆日寸期，史峤就看出胡秉宸与胡秉寰的不同，胡秉宸能有今日一番作为，可以说是意料之中。只是看到胡秉宸，史峤就会有点黯然神伤地想起过往的一切。 　　同样，与史峤的相逢也让胡秉宸发出时光荏苒的感叹。 　　那一年，有人在街上见到出狱后的史峤，大家为此紧张、躲避过一阵，过了很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才放下心来。后来又听说他在重庆略一露面就到香港去了。 　　史峤到香港后找到党组织，接受上级机关的审查后，又根据党组织的意见来到前线继续革命，实际上是明升暗降。职务对史峤没有什么意义，明明白白的是组织上再也不信任他了。除了长吁一声继续埋头革命，像史峤这种人还能做什么？ 　　胡秉宸在史峤领导下工作多年，也很赞赏史峤的为人，却并不同情史峤的结局。 　　身处地下状态，随时随地在生死中穿行，怎么能讲人情？你的人情很可能就是同志牺牲、工作受损的缘由。李琳之所以得知那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正是史峤的错误。 　　地下党人的工作生活极其艰难。当胥德章和常梅结婚时，史峤提出至少在他的住地为他们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大家也可趁此机会聚会一下，却遭到胡秉宸的强烈反对：“这样集中起来相当危险，也不符合地下工作的纪律，按规定我们只能单线联系。”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史峤的住地必须绝对保密，如与下面同志联系，只能在约定时间、到指定地点碰头。事实证明，这一套工作原则在李琳叛变后，确保了他们那个系统的安全。所以胡秉宸总是对吴为说：“我是在十多年严格的地下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不习惯于事先马虎放纵，事后懊悔着急。一辈子有过多少千钧一发、独人虎穴的时刻，国民党却从来没有抓住我，原因就是严格。”“秘密工作是严格的概率论关系，要严格按照规律办事，只在非常必要时才冒险，不做不必要的冒险，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活着。有次周恩来找我谈工作，我掏口袋时顺手掏出一个电码本，那虽是明码而不是密码本，周恩来还是严厉地批评了我：‘为什么身上还带着文件？’到秘密机关接头是绝不许可携带文件的，我从此再也不带。” 　　“地下工作又是艰苦、平凡、日常、绝对细致严密、万万不能失误的组织工作。这个工作需要的是具有特殊潜质的优秀干部，不管隐蔽多少年都能坚持下来，不论有什么苦闷也能待得住，只待有朝一日也许用得着也许用不着的‘需要’而穷年累月积累着力量。说不定哪天走在街上，从对面走来一个人与你擦肩而过，突然塞给你一张纸条，任务就来了……” 　　有一次说到这里，胡秉宸停了一停，他想起那个成了叛徒而又不知所终的李琳，如果李琳不是接错了头…… 　　可谁又能说她的确接错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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