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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胡秉宸又立刻闭上眼睛，一时间什么也没说，只一味长长短短地运气。他不只是被冷不防地捉弄，他的尊严受到了侵犯。 　　胡秉宸是收敛的，并且非常过分，几近病态，以至失于矫饰。 　　但在青少年时代绝非如此。 　　三十年代，国难当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学里也有了军训课。胡秉宸上军训课的时候，总是在出右腿的时候出右手，出左腿的时候出左手(无独有偶，二十多年后吴为上体育课学正步走的时候，也是如此)，于是他讨厌了军训课。 　　军训教官是个军阀时代的老头子，上课的时候，经常拿出一个带盖的大表来看时间。胡秉宸有一次在队列中大声提问道：“老师，你的表是周朝的吧？” 　　结果是他的军训课不及格。 　　不过那个带盖的大表，和他出右腿的时候出右手，或是出左腿的时候出左手有什么关系？惹着他还是碍着他了？ 　　到了大学预科，教英文的是个流里流气的英国人，一到暑假，就和女儿到北戴河开咖啡馆，这首先让世家出身的胡秉宸看不起了。每次上英文课，他都在课桌底下看其他书籍。教师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有一天把他叫了起来问道：“你为什么不听课？”他说：“你讲的我都知道了，再说，你还经常讲错文法。” 　　英文课是大课，上课学生约有一百多，本就众目睽睽，那些目光再一束束从阶梯教室的高处掷下，平添了多少压迫？教师极难收场，但也无奈他何，只好很响亮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胡秉宸想你爱打就打，然后泰然坐下。 　　最后校方以换一个美国人教英文收场。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胡秉宸不只是不收敛，几乎还是张扬而刻薄的了。 　　这样的锋刃，到了延安以后才渐渐收入剑鞘。初到延安，他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成仿吾校长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广东人。” 　　非常肯定。对校长这个小小的失误，本可一笑了之，他却马上分辩说：“我不是广东人。” 　　成校长笑了笑，告诉他教室在坡上的窑洞里，让他上课去。 　　很快地，类似的事情就越来越少地发生了。 　　桀骛不驯的胡秉宸自己也没想到，突然之间，身不由己地变做了一个肯于接受教训的人。 　　当他的革命资历，一页一页积累成一部百科全书的时候，回想起这个身不由己的改变，他甚至得出受益匪浅的结论。他受到的教训不多，大约只有那么两三次，可是很看成效。第一个教训缘于他去看望了一位仰慕的朋友。朋友留学德国，很有学识，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曾被“中统”逮捕，如《四郎探母》那场戏里的杨延辉一样，用了一个假名，假降，方才出狱。 　　当然他也可以像后来的小说或电影里写的、演的那样：等待党的营救；再不就通过狱中内线，将消息传送出去，静候党的指示等等。可是党并不知道他被逮捕，他也不知道谁是狱中的内线…… 　　《四郎探母》是经久不衰的剧目，除五十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废黜一段时间外，从咸丰年向演到现在。 　　朋友到了延安自然受到批判。又因性格过于耿直得罪不少人，始终不甚得意。所以说，戏剧是戏剧，和生活不是一回事。而且这并不是最后的结果。如果你的朋友不甚得意，总应该去看望一下，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规矩，他那时还不懂得一旦什么人不再得意，即便亲爹也要脱钩，最好是投井下石。这一次看望，让胡秉宸做了好长一段时间检讨。古已有之的规矩从那时起，就已成为作不了数的老皇历。 　　引子却是他用老曲子开了个玩笑：“黄河之滨，冻死了一群中华民族倒霉的子孙……马马虎虎、吊儿郎当是我们的作风……”被人汇了报。 　　胡秉宸填写的歌词，和原版的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不但相距遥远，简直就是背道而驰。 　　背道而驰是什么？是反动。胡秉宸不服地遍查延安的文字，觉得很多都是有章可查的旧瓶新酒，怎么到了他这里连玩笑都不行？ 　　他惊讶，区区小事也能做出这样大的文章。然后他开了窍，“汇报”实在是这里需要学习的重要科目。但他并不懊悔不曾早日得到高人的指点，这种事只能靠自学成才，不能指望他人传授。 　　如同顾秋水和包天剑将军到了延安，最先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汇报”一样。“连咳嗽一声都有人汇报！”顾秋水如是说。后来他们又从延安返回花花世界，不能说与此毫无干系。 　　后来胡秉宸又总结出，挨“整”，一般都是从这种不起眼儿的小事开始。你以为不过如此的时候，枪子儿可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九四三年，这朋友自然不能逃脱“抢救运动”的：抢救”。 　　几年后，胡秉宸听到消息说，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中央决定战略撤退，途经永坪镇时，这位朋友与几个在“抢救运动”中被“抢救”，历时四年也不能结案的犯人，甚至还有几个不知到延安来干什么的西方人，被子弹送上黄泉之路，又被效仿慈禧太后，把他们的尸体投入井中。如果不是追击至永坪的胡宗南部从井中挖出他们的尸体并就此大造舆论，他们则会像泡沫一样了无痕迹。然而他们却没有珍妃的运气，日后成为电影或电视剧取之不尽的素材，——那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平反。如果不是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如果中央不从延安战略撤退，如果假以时日对他们继续审查……也许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当时延安干部不过三万多人，外来干部不到两万，这些外来干部在“抢救运动”中很少幸免。保安处关押犯人的窑洞人满为患，约十平方米的窑洞，即便挤进八个犯人也不敷使用，比之那时的盛况，死于永坪的一千人，无论如何，原来也算是执行了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 　　所以问题还是出在胡宗南的身上。当胡秉宸辗转收到一张不知何人所写、何人所托，大不过巴掌，周边参差缺损的粗麻纸字条时，对那没头没脑的文串已不再书生意气—— 　　“你是怎么到延安来的？说具体的，具体的。” 　　“先是坐火车，后来又换汽车。” 　　“啊！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连火车什么样儿都没见过，你倒是又坐火车；又坐汽车。你说说，什么人才能坐火车和汽车？”“什么人都可以坐嘛，有票就行。” 　　“你还诡辩！国民党能给你坐火车、汽车的待遇，你还不是特务？”不但不再书生意气，而且随即对一个跟随他多年的地下工作人员说：“虽然我很了解你，但如果组织上说你是特务，我也会马上枪毙你，绝不手软。”他庆幸自己“抢救运动”时已经离开延安，如果还留在延安，肯定不能幸免。不谈火车、汽车，只凭知识分子这一条就够了。 　　没想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如此坑害了一代读书之人。他沉吟着敲击着桌子，思忖道：知识分子今后恐怕很难做人了。以后每逢“运动”，胡秉宸都会不由自主地想：朋友的在天之灵，说不定会感谢在水坪镇遭遇的那颗子弹。其二是在地下工作时期，有过一场比较严重的、对女人的沉迷，几乎导致胡秉宸和白帆的分道扬镐。一九四九年以前，胡秉宸和白帆有过四次几乎导致分手的冲突，但以这一场最为剧烈。除政权易手之外，一九四九年还将是很多事情的分界线。 　　除了分道扬镳，恐怕找不到更合适的字眼来说明他们当时的状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履行过结婚手续，因而也就无法使用离婚这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字眼。那时的革命者还相当古典，谁和谁同居，或有一段长久关系，或在长久关系之外偶尔有一短暂的插曲，甚至点染着世界大同的色彩，简直算得上是革命的潇洒。手续等等，更是形式主义。 　　白帆却很传统，她把和胡秉宸的同居看得相当正式，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为和柳彤的偷情，非常自谴。一起工作的同志，不止一次在办公处的地板上、桌子上、床铺上捡到白帆写给胡秉宸的信，信中充满哀怨和乞怜，内容大致相同：“你就不能原谅我偶然的错误吗？” 　　胡秉宸和白帆非常地不同，他从未对他人说过白帆一再发生的“偶然的错误”究竟是什么错误，也从没对他人说过他为什么不能原谅那“偶然的错误”，只是要求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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