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13)_张洁

十三

　　我实在并不孝顺，我只是非常爱妈而已。

　　爱和孝顺是两回事。孝顺除了牺牲、奉献，还有很多技术环节上的问题。

　　那几天我不断去找陈教授咨询。

　　“罗主任说，我母亲的脑子已经软得像豆腐渣了，手术时难免要把脑子托起来。这一托可能就会把脑子托出两个窟窿。”

　　陈教授说：“一般说脑软化，并不是脑子软了，而恰恰是脑子硬化的意思。怎么能捅出两个窟窿呢？再说额页托起的时候，是用垫了很多棉条的板子往起托，而不是用两个手指去托。”

　　“听说额页托起后会损伤大脑，手术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意识都没有的植物人？”

　　陈教授回答说：“两个额页同时托起也许有这种可能，你母亲的手术只需托起一侧额页，而且又是右侧的额页，更不会有那样的危险。”

　　“要是不手术呢？”

　　“不手术最后瘤子会破裂。出血，除了失明还会造成卒中，从而影响生命中枢，那时再到医院急诊为时已晚。碰上一个对她病情不甚了解的值班大夫就更不好办了。她现在的这些病状，实际上就是垂体瘤压迫植物神经造成的后果。”

　　而罗主任说就是手术成功，也只能解决失明的问题，对解决妈现有的病状毫无意义。她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更是说，手术只会加重脑萎缩的症状。

　　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对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必冒这个风险？医生们又何必为一个已经没有多少时日可留的老人大动干戈，如果手术失败，甚至还得搭上自己的声誉。

　　难得陈教授如此直言。

　　这期间，什么时候听到、想到手术中可能遇到的意外，随时就去找陈教授咨询。在陈教授的启发、开导、帮助下，直到我这个脑子再想不出什么疑问，才对甲大夫说，我考虑手术。

　　事实上，对于命运，人如何能考虑周全？人，更不要说我，要是能考虑周全，妈就不会没命了。

　　决定手术以后，我又开始陪床。我不敢想、又不得不想，也许这就是我和妈最后相聚的时日了。妈入院后每晚差不多要上五六次厕所，而我一旦醒了就难以入睡，各种各样的烦忧立刻又会在我的脑子里频率极快地跳进跳出，所以体力消耗很大，有些晚上不得不让小阿姨来顶替我。九月十七号，星期二。

　　吃过晚饭，将近七点钟的样子，妈突然对我说：“咱们俩坐一会。”

　　和妈相依为命五十多年，不论情况多么险恶，妈从没有对我这样说过：“咱们俩坐一会。”

　　我做出什么异样感觉也没有的样子，把沙发拉到她坐着的太师椅前，靠着她的膝前坐下。我握着她的手，先声夺人地想些使她开心的话题。

　　“唐棣说她明年结婚，请咱们去参加她的婚礼。我要给您做一套缎子服，上身是中式短袄，下身是到脚腕的长裙……

　　为了满足妈四世同堂的愿望，本不想结婚的唐棣决定一九九二年为姥姥结婚了。

　　虽然我们常常与她的意见相左，但真到决定大事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以她高兴或不高兴为原则，如果她不高兴的事我们勉强做了，总觉得是个缺陷，即使我们得到快乐和幸福，也觉得不完满。

　　这是妈期待已久的消息，要照过去，妈一定会问长问短、高兴地笑起来。可是这次妈却没有显出丝毫的兴趣。

　　我又接着热热闹闹地说下去。说着、说着，她突然冒出一句：“跟前没人了，你要吃得好一点。”

　　她不说“谁”跟前没有“谁”了；她也不说“谁死了”她说“跟前没人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明白了这样的时刻，不论我怎样做，都不可能让她不去想那即将到来的背水一战。她想的肯定是她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体会到了心如刀绞的滋味。我甚至也听见她的心被慢慢撕裂时的钝响。

　　很不风雅。“吃”在我们的一生中，几乎是最重的心思和负担。

　　过去妈老是为我们怎么才能吃饱而忧心，这几乎就是我们家的苦斗史。

　　所以妈要叮咛的，首先还是这件事。

　　我和妈也总是为了“吃”而吵架。

　　我规定她必须吃的东西，她老是舍不得吃，老想省给我、留给我。就算不是省给我、留给我，也还是省着、留着，直到留坏了、留烂了，她还是留着。也许是穷惯了。我到现在也不习惯自己和妈、和女儿享受一个水平的待遇。唐棣没有出国以前，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反正唐棣是我们共同的重点保护对象。唐棣走后，她就变成了天字第一号，先生是第二号。

　　回想我这辈子跟妈吵的架，基本两大类。一是不听她的话，净跟她不满意的男人恋爱、结婚；再就是让她吃好，她老舍不得吃。

　　其实妈并不想包办，干涉我的婚姻，只是她对我要嫁的男人要求太高。凡是我为之受累、受苦、受罪，让我生气、要我无穷无尽地服侍的男人，哪怕他是天字第一号的男人，也算不得好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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