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10)_张洁

十

　　看来不是治不好，而是没有认真地给她治，让她的脚白受了多年的罪。

　　我不能说美国的药不灵，只能说中国人的脚垫和西方人的脚垫可能大不相同。他们走的是什么路，我们，以及我们的母亲走的是什么路？他们的脚遭过什么样的罪，我们的脚又遭过什么样的罪？他们的医生只能根据他们的脚设计适合于他们的药，他们的医生怎么能理解我们的脚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既然不能，怎么能指望他们设计的药能治好我们的脚垫？

　　平时从没有拿出过这么多时间陪妈，只有在妈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才想到好好守着她，以为这就能守住以前不曾好好守过的妈，只是，晚了！

　　等到她无时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厮守的时候来了，她却抑制不住地昏睡。住院以后，每天只有吃过晚饭到七点多钟这两个小时是清醒的。

　　不但昏睡，对身边的事物有时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医院说成学校，把大夫说成老师，还把我们的病房说成是家里的客厅。我想这是因为她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缘故。她好像知道自己的意识已经不甚清楚，就更加反复地说到医院和大夫，而一旦出口，却又变成学校和老师。可是我不能纠正她，我不愿向她证实，她的疑惑可不就是真的。

　　只有对我们的爱，是永远清醒着的。

　　她的生命即使到了靠这最后的孤注一掷，来决定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还在为我着想。

　　朱毅然主任打算再给她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时候，她掉泪了。瘪着嘴说：“又要为我花钱了。”

　　再一次掉泪，是因为听说我向机关借了一万块钱付医院的押金。她说：“为了给我治病，你都倾家荡产了。”

　　那时她虚弱得几乎哭不动了，恸到深处，也只能是几滴清泪罢了。

　　那几滴衰老的泪，挂在她被疾病折磨得变了样的脸，让我倍感伤情。我强做欢颜他说：“瞧您说的！何至于倾家荡产？您又发挥您的想象力了，我看您才应该当作家呢。再说了，买条人命才一万块钱，比买间房子便宜多了。我们现在为您花的钱，怎么能抵得上您当初吃糠咽菜、等于乞讨为生，拉扯我们长大时花的哪怕是一分钱！更不用说您每月还有一百六十多块钱的退休养老金呢，您根本花不着我们的钱。”

　　这可以说是妈一生中的最后两次泪，从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几日可以盘桓，并且不动声色地独自怀揣着这个惨痛的隐秘、走完她最后的人生时，再也没有流过泪。

　　入院初始不过是做各种检查，检查结果是各部器官都没有问题。我那时很乐观，妈也很乐观。以为不过就是垂体瘤的问题，只要抗过手术，我们还会有不算短的一段好日子。我还得寸进尺地想，经过这次手术，消减了这个隐患，她的身体可能会更好一些。

　　医院里晚饭吃得比较早，通常是下午五点钟就开饭了。我们虽然自己弄着吃，但也遵守这个规矩。吃过晚饭，我就搀着她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

　　病到那个地步，并且眼看就要上生死难卜的手术台了，妈却没有流露半点要我安慰、开导她的悲戚和惶恐。有好几次，她甚至甩开我搀扶她的手，自己甩开膀子做正步走。我捧场地说：“妈还真行。”

　　听我这样说，她浅浅地、亦庄亦谐，甚至还有些调皮地笑笑，说：“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是教我们这样正步走。”

　　那一阵，或者从那时开始，不，也许是从一九八七年妈得甲型肝炎后，我觉得我变成了妈的妈，而妈变成了我的孩子。

　　这期间，我曾寄希望于妈的垂体瘤会像大夫所期望的那样，属于密鲁素瘤，那就不必手术，有一种进口的针剂就可治愈，可化验的结果偏偏不是，真是天绝我了。

　　主任大夫拿了妈的核磁共振片子，请王忠诚院长看过，王院长认为从病情出发，是非手术不可了。

　　从核磁共振的片子上还看出，妈的神经中枢上有一个小囊肿，这可能就是她经常渗口水的原因。但医生表示，这个囊肿没有办法解决。或即使办法有，但是太危险，仅仅为了解决渗口水的问题没有必要冒那个险。

　　九月十六号，星期一。大夫酝酿了很久、我也期待了解的最后方案终于出台了。

　　下午近四点钟的时候，神经外科主任罗世祺找我谈话。

　　他开门见山地说：“不论从你母亲的病情、年龄、身体状况，或从手术准备情况来说，都是你母亲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但以她八十岁的高龄来说，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我说：“从我母亲入院后的一系列检查来看，她身体各部器官的功能不是很好吗？平时身体也不错，没有生过什么病。一九八七年得过一次黄胆性肝炎，治疗了一个多月各项指标就恢复了正常，比很多年轻人恢复得都快、都好。”

　　他说：“这不等于她经得起手术的打击，谁也不知道手术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比较容易经得起手术的打击，对老年人就很难了。所以我们一般不考虑接受八十岁以上老人的手术。”

　　我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手术的打击”，以为就是手术中的硬伤而已。只要有一位高明的主刀大夫，又有适当的麻醉，还有什么经得起、经不起的问题呢？没想到后来果然就如他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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