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4)_张洁

四

　　妈要不能往前靠，谁还能往前靠！只有她，才是最有权力拥有我和我的一切的人。但我始终没有跟她说过这些，总觉得这是无须言表的。加上我一向羞于表示温情，几乎没有对她说过什么温馨的话。现在，一想到那些话可能带给她的满足和快乐，我就无穷追悔。

　　我不知她是否真的看到了电脑上的字，但我却听见她说：“真好啊。”

　　我说过，她这时的视力几乎等于零了。所以，与其说她果然看到了电脑的种种妙处，不如说她对竟然能使用电脑写作的女儿的自豪，以及对我不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通过各种努力，用各种方式给她争了一口气的感慨。

　　她总算看到了我怎样在电脑上工作，要是那两次她没有偶然地站在我的身后、没有偶然地看到我在电脑上如何工作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拉她来看看可能会给她极大安慰的这件事。

　　出现了重听的现象，还常常听错。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是唐棣必定和我们通话的时间。

　　唐棣七月二十八号来电话的时候，妈几乎听不出什么了，只是象征性地抱着听筒，全靠事后我给她转述。虽然听不出什么，那她也高兴，毕竟那是她最爱的人的声音。

　　接着就是小便失禁，多饮多尿。她自己也奇怪：“我怎么这么渴啊！”到现在我好像都能看见她不时从沙发上爬起来，到窗台上去拿杯子喝水的情景。那是一只早期生产的磁化杯，很重。杯身漆着枣红色的冰花漆。

　　我说：“是不是天气太热的缘故？”就买很多西瓜给她吃，但是并不解决问题。

　　我的耳边现在还常常响起她这述诸于我的声音，声音里饱含着我一定能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的信赖。可我辜负了她的信赖，我不但没有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她还就此去了。

　　感觉越来越麻木，感情越来越淡漠……想起一九九0年七月，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妈并没有显出过度的悲伤。不像过去，好像再也见不到唐棣似的哭得十分凄惨。我和唐棣当时以为，这可能是因为她很快会再来美国的缘故。这也许是一个原因，更可能是妈的垂体瘤，那时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就连我和先生在她病房里争执不休的时候，妈也只是扶着墙默默地躲出病房，站在病房的走廊里等候争执的结束。

　　说话也开始颠三倒四……

　　可我还是没有想到她病了。

　　记忆中妈很少生病，或许生了病也不告诉我，而是自己到医院看看了事，常常是独自面对一切。　

　　比如说一九六六年妈第二次割小肠疝气。

　　第一次手术是哪一年做的，我都说不清楚了，反正是在河南。那时候她还在郑州第八铁路小学教书，五十岁多一点的样子。难道我没在郑州吗？反正我没能陪她到医院去做这个手术。

　　这一次手术等于白做，很快就复发了。也难怪，差不多三十年前，一个外省医院，敢割盲肠也就不错了，何况这个手术比割盲肠还复杂一点。

　　一九六六年她第二次割小肠疝气的时候，是五十五岁的年龄，按说我们都在北京了，我本应该到医院去照顾她，可是我没有。那时，我正在将功补过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争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正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时候，自然就把妈扔在了一旁。以我当时的错误，竟然还当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可以想见我卖命到了什么程度。

　　也许还因为那时的护士比现在负责，医院也不兴陪住。

　　我只带着三岁的女儿，有数地几次到医院去看望妈。不但没有给妈送过什么可口的饭菜、水果，甜点，反倒在医院里吃她给我们订的病号饭。我们趴在病房的椅子上，呼哧、呼哧，吃得很香。我一直记得那顿病号饭，鸡蛋、木耳、黄花、肉片，雪白的富强粉打卤面。那时候，连这样一般的饭，我们都觉得好吃得不得了。

　　而一九八七年我又到欧洲去了，一去就是五个月。回国当天，我就发现妈的脸色黄如表纸，隔壁邻居是位大夫，她悄悄告诉我她的怀疑，根据母亲的脸色，她分析可能得了胰腺癌。

　　马上带妈去看医生。

　　那时我们和西苑大旅社只有一墙之隔，可是怎么也叫不到出租汽车。他们不是说刚刚下了晚班，就是刚刚上班工作还没有派定。想不到偌大的北京，就是找不到一辆可以把妈拉到医院去的汽车。我又不会蹬三轮，就是会蹬，又上哪儿去找一辆三轮板车？人一到急眼的时候，就急出了机灵，我拦住一辆出租车，开口就对他说：“我付给你外汇。”这才叫到了车。为了感谢这位终于把母亲拉到医院的司机，我没有让他找回那张超过几倍车费的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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