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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


  “孔部长,我个人还有一件事要请您照顾一下呀。”

  照理这事不便在电话里说,去办公室找他也不合适,让秘书听了去,谁能担保他是拆台还是补台,有时一件事的成败全在一句话。别看这个老头,懵懵懂懂,糊糊涂涂,离了秘书话都说不清楚,“乌纱帽”的观念可是一清二楚。只要有一句话让他听起来不那么清楚,不那么顺当,琢磨三天也没琢磨透,他这里就得风吹草动,一推六二五。

  何况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后门可以走,但万万不可招摇,否则这叫什么后门。

  何婷也不便到孔祥家里去。一九六二年那时候她还在干部司工作,正在孔副部长的麾下,常去探望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她提处长的前前后后,去得勤了一些,最后一次几乎是让孔祥的夫人撵出来的,当时那个尴尬劲儿,直到今天仍是记忆犹新。

  何婷和孔祥确实没有那一手,但何婷相信这一条:女人在男人那里,比男人在男人那里好办事。在不丧失原则的情况下,利用一下这个有利的因素又有什么不可。

  她接着说:“我那个小女儿,就是妞妞嘛,小时候还叫您干爹呢,大学快毕业了。咱们部里的研究所正好有个名额,现在研究所的人事部门已经同意要了,他们打了一个报告送到部里,只要您批个同意这事就算妥了。”

  “研究所? 好像有这么回事——”孔祥在回忆着。

  “您已经看见呈文了? ”何婷没想到这么快。

  “不,不是。有人向我提过,说前不久研究所有个处长和他的老伴先后去世了,留下三个孩子。老二、老三还小,需要照顾,老大也是即将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希望把他安排在研究所……”

  是这样! 不管怎么说,孔祥不应该把这个情况当面捅给她,让她怎么往下说?又怎么表态才合适呢? 孔祥是不是有意拿捏她呢? 何婷那白白净净的脸上,一霎间飞起了一块块不均匀的红斑,像是得了荨麻疹,她真恨不得把手里的电话筒“叭”的一声砸下去才好。

  然而她不能那么干。她只是用力地拉扯着拧成了麻花一样的电话软线,“哗啦”一下碰翻了茶杯,茶水浸湿了摊在桌子上的公文、保密手册和玻璃板下的那块绒垫,她一个巴掌把那些公文、保密手册全都胡噜到地上。

  心里骂道:装什么假正经。

  当初孔祥的女婿,那个只学了一门阶级斗争课的大学生,还不是靠着她的力量才安排到她这个单位来的吗。这些人都是过河拆桥、不讲良心。

  一九七四年机关编制正逐渐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有多少人趁这个机会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塞了进来,而干校里却有好些等分配、懂业务的同志盼着回来。那些人,哪个人的家里没有大大小小的困难需要照顾? 到头来还不是被那些什么都不懂,可是有门子的人挤到外地去了? 这年头,谁老实谁吃亏。

  然而愤怒并未使她忘记对眼前这个局面进行冷静的计算和剖析。

  虽然在入党申请书上,她填写的是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生,然而在身体力行上,她信奉的却是自己的私利。退坡是不予考虑的方案。没有那么容易。

  那三个孩子将会活上几十年,有足够的时间去为自己奋争,而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不论她或她所能利用的关系,随时都可能失去,到那时还能不能有人为她办什么事呢? 她不敢保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日益为物质形式所代替,真是世风日衰,每况愈下。

  事在人为! 孔祥这段话,算得了什么打击? 她怎么能在一句话前头败下阵来。

  别管他话里究竟包含的是什么意思,她现在只有装傻,相机还得巧妙地提醒他:别忘了自己是怎么回事儿。

  “是啊,那三个孩子也真是应该照顾。现在安排个人,不像前两年那么困难。很多新的研究单位成立起来了,只要有真本事,还是有地方安排的。唉,要不是家里实有困难,我真张不开这个嘴,工作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情张罗过。越是自己的事,越不好办,不像给别人办事豁得出去,什么顾虑也没有。我的情况您也知道,家里那个病号,光带他上医院,背他上下楼就够难为人了,还不要说其他方面的困难。我又是个处长,现在正是大干‘四化’的时候,哪一点做得比群众差都不好交待。背着这么个大包袱真影响我的工作,没个帮手怎么行呢? 反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又没学会走后门,只有依靠老领导了,不用我多说,您也了解我的困难。这样吧,您要不好办,也别为难,以后再有什么机会,想着您那干女儿就行了。”

  那边的口气立刻变了,准是想起了没有还上的那份人情。“妞妞啊,把她这干爹也忘了,让她来耍嘛。”

  行! 有门了。何婷的情绪渐渐地安定下来。 

  放下电话之后,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弯腰拾起刚才盛怒之下胡噜到地上的文件、笔记本,拿块抹布,揩干桌面和玻璃板。玻璃板下,几个孩子站在八达岭上对她开怀大笑,一个个高大,健壮,漂亮,像他们爸爸年轻的时候一样。什么时候,他们的羽毛才能丰满起来,不让她这个老娘劳心了呢? 排队买饭的时候,何婷正好排在石全清的后面,她挺神秘地对他说:“吃过午饭,到我的办公室来。”

  什么事呢? 石全清心里翻腾起来,一餐午饭也没吃好,四两米饭匆匆地、勉强地扒拉到肚子里去。

  是不是贺家彬在哪儿又逮了个茬儿,告了他一状? 或是他在申请福利补助时,把已经工作的儿子算在了供养人口之内,群众有意见把给他的补助拉了下来? 或是那日他在老钱家里吃醉了酒,大骂何婷提工资的时候心里只有罗海涛,而没给他长一级,老钱把话传给了她? 石全清不知等待他的是吉是凶。何婷这个人,待人处事反复无常,很难揣度。贺家彬的话倒挺中肯:“更年期的心理变态。”

  好不容易挨到何婷大概吃完饭的时候,石全清走去敲门了。

  一开门,就看见何婷拿着一杆秤在称白木耳。石全清好伤心啊,就像一条忠心巴巴的狗,无缘无故让主人踹了一脚那么伤心。

  那白木耳是石全清托一个电站采购员给何婷买的,早上人家刚送来。

  何婷头也不抬,两只眼睛盯着秤杆,把个秤砣前挪挪、后移移,打得老高老高的。说:“哼,刨去包木耳的报纸,每斤差不多少一两,一共差了二两。”

  石全清真想说:“你秤砣不打那么高,没准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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