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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1968年夏天，当我和两个同班同学扒车插队，混迹在正式被批准的知识青年队伍里，翻越了张家口大境门一线的长城，紧紧抓牢解放牌卡车的木拦板，奔向苍苍茫茫的蒙古大草原的时候，我们嘴里哼的是清华老团的《井冈山的道路》，是还没改词的《长征组歌》，和被大小三军宣传队唱红的、谱曲不同的两套《毛主席诗词》。 　　在那条剧烈颠簸的，蜿蜿蜒蜒通向大草原的路上，我们没有察觉：自己唱着的歌，和自己将要迎送的生活，其实各自属于极其相异的文化。 　　时代的伪装，相当全面地隐蔽了这种区别。 　　那时的草原，正在席卷着红色歌曲大潮。只不过，没有谁指出过它其实是“汉式”的。那时不仅人人都在唱《毛主席的著作闪金光》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而且还正在一个小节或一拍之间，拼命地塞进好几个蒙语单词。虽然已经住进这片将要安身立命的草地，知识青年们却没有怎么担心自己的蒙古知识缺乏。我们只是兴致勃勃地在那轰鸣的大一统主旋律之中，和贫下中牧们一起大喊大唱。 　　——只是，非常不同的是，在这种大喊大唱时使用的，是一种非常新鲜的语言。 　　最初的蒙语学习，最初的对异质文化的接触和喜爱，居然就在简直说是最不自然的方式中，自然而然地开始了。今天我才懂得：多少人永远不能接近的一步质变，被我们跨越得简单至极。此刻回想，只觉得不可思议。 　　时代的野性也鼓励了在这个方向上的兴趣。因为，突兀地加于我们的，还不仅是压抑的政治和干瘪的“艺术”，更有亘古沿袭的——骑马游牧生活。 　　青春的欲望和活力，在骑马的生活方式中，被释放和平衡了。 　　随着第一件袍子穿破，随着对牧人生计的熟悉，以及在生产队（今天叫嘎查）的家族和人群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昔日的北京中学生们闯过了蒙古语言的第一道关口。应当说，在这道关口里的一片空地上，很多人都停步了。生活总算有了秩序，余下的只是谋生，他们不打算再费力改变。 　　而且，谁也没要求过谁什么。 　　可是，在另外一部分北京学生的内里深处，却不易察觉地滋生出了一个细胞。 　　起伏的牧草，合理的饮食尤其是奶茶，鲜艳的袍服，骏马和忠实的狗，慷慨而不道谢的作风，引诱着启发着他们。追逐牧群作息，观望水草迁徙的日复一日，使他们的身心渐渐熏染上了一层蒙古牧民的、难以形容的气质。 　　压迫人的政治空气，并不能阻挡敏锐起来的蒙语听力。那么人就会向着魅力倾倒。对于我，就是向着蒙古旧歌的倾倒。 　　是有生第一次吗？当我初次从一种异族语言中接触了那样的表达时，我有些不知所措。只是，几乎就是在感到兴奋的同一个瞬间，我就明白了——我不能和这些歌不发生关系。 　　“十两黄金打成的摔跤服，在后背的上面闪着光。”而在草原上听的时候，它的蒙语原词不仅比汉译更富画面感，而且韵律间还有悠悠的赞叹： 　　“ArbanLang—ginaltanJodag 　　Ar—inedegurgilalJinahoi 　　和汉语是多么不一样呵，它居然是首句押韵！a对a，阿勒巴(+)对阿楞（后背）！年轻的我叼着草棍，躺在牧场上想入非非了。真绝呀，接着：“二十两丝线绣的花护腿，在护腰的下面闪着金光”： 　　Horinlang-ginholgaitoxiu 　　Hormuicdogurgilajinahoi 　　从十两到二十两，从穿戴到籍贯，传奇的摔跤手独龙章被咏吟了一遍。最后，“百两重的一头走骡子，在场子中央小走着出现了”——Jo对Jo，召(一百)对召西（Josin，摔跤场）。当然，还要懂得什么叫走马的“走”（Joro），否则想象不出那头走骡上场时又稳又摇的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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