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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心史

治元史、蒙古文和北方民族史的最宝贵史料，当首推《元朝秘史》。在刻本为世所知以后，译注家蜂起，至今尚未见衰。其中著名些的海内外译本或拉丁转写本，如海涅什（E. Haenisch， 转写， 1935、 1941； 辞典， 1939） 、 伯希和（P.Pelliot l949，全部转写；116卷，法译）、达木丁苏荣（T. Damdinsuren，1947，现代蒙语缩写本） 、李益提（L. Ligeti，1971转写本）等人的著作，都已成为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直至这一两年还有好几种新本问世，如柯立甫的英译本（F. W.Cleaves：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London，1982）、小泽重男的译注转写本（《元朝秘史全释》，上、中，1984，风间书房），以及我国蒙古族学者巴雅尔的蒙文本（Bayar， 1982，呼和浩特）。译注《秘史》风气之盛，在日本学者和蒙古族学者中尤为显著，如日本自1907年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以来，至今已有小林高四郎（1941译本）、白鸟库吉（1943，叶德辉刻本及转写合印）、村上正二（1970～1976译注本）、以及前述重在分析语言的小泽重男“全释”本。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仅在80年代这几年里，就有道润梯步文言文汉译本；额尔登泰、乌云达赉的汉文校勘本；前述巴雅尔的蒙文译本；此外还有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萨拉图3人合著的一部小而精湛的《蒙古秘史词汇选释》。 　　对这部资料的研究著作更是不胜枚举。除开做为引用史料或语言资料大量使用之外，仅针对此书的研究，据日本原山煌编纂的目录，截至1978年为止，关于元秘史的各种文字研究著作和论文就有361篇 （册） （《元朝秘史关系文献目录》 ，1978，日本蒙古学会）。至少在蒙元史和中期蒙古语这两个领域里，秘史的被发现和被利用都使学科发生了巨大的质变。前者因秘史研究兴起而逐渐使中国学者注意了西方史料（元史研究中所谓“西方史料”指的是伊儿汗－波斯的同期史料。主要有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的《史集》等波斯文巨著。上两书的根据欧文转译的中文本均已在我国出版，翁独健先生为两书做了校审并各有一序）；后者几乎可以称为因秘史的被利用而兴起的新学科。 　　但是，也许这部珍贵资料给历史研究者带来的主要东西还不在于上述那种学科的利用。《元朝秘史》以12卷不大的篇幅广泛牵扯了中期蒙古语、突厥语、阿拉伯－波斯语等许多复杂且深奥的语言，又描述着从东西伯利亚直至里海和西亚广阔空间的地理、政治、风俗、人事；它既是史料又是史诗，既是信史又是神话。它文行有韵，布局怪异，记叙庞杂然而又遵循着某种系统——所以，《元朝秘史》在考验着和满足着一代代中外学者的能力及自尊心的同时，实际上暗暗地给学术以一种重要的提示：既然逝去的历史是由如此复杂的材料造成的，那么学术就应当尊重这种显然比几部传世的“书”更真实的历史本身。尤其近代以来直至今天，国际间兴起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即从被研究的对象自己留下的资料出发研究。这种资料不是太史公们或董狐们的制作，而是第一手的货色。举例的话，比如对回鹘文经济社会文书或契约的研究在世界上已成热门。研究者们先从一种现代突厥语言入门（比如先掌握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土耳其语等现代语），然后攻研回鹘文的出土文书（这种文书是出土的一些未经整理的手写借据、地契、买卖人口文书等等芜杂的原件，是古代当时使用过而不是编纂过的实物），最后与其他资料对证而完成结论。显然，据此手法研究吐鲁番、新疆或中亚的学者，其成果要远较只翻翻线装书就提出的结论高明得多。再比如，以发掘的考古学资料为基础的研究，也具有更好的可信性。 　　《元朝秘史》的被利用，也给蒙古研究带来了这种性质。这部书毕竟是由当时的蒙古人自己书写并秘藏的一部内部资料，所以它的意义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蒙古研究中语言、历史并重的研究手段在国外已经发展了近百年。在国内，这种近代式的手段也正日见发达。如果纵目望去，所谓蒙古文的一根线条已经由疏到繁，愈来愈向一种网一样的状态发展；蒙古学的新概念开始醒目，就像一个蒙语单词里有着具象的动作、色彩准确的形象或画面、内涵的特殊内容和字面之后的某种感情一样，研究的综合倾向和开拓倾向也已经开始萌动了。 　　以上都是老话题了。 　　*** 　　然而元秘史研究和蒙古研究，广言之还可以谈到整个历史研究，似乎还不应该仅限于我们传统中所说的“历史”范畴。历史研究发展太盛且太久，浩繁的内容和分支有时使我们忘记了人类探究历史时朴素的出发点。历史过程影响着人的心灵，现在人们对自己心灵历程的兴趣或许多于对自己政治经济历程的关心。所以，心史——人类历史中成为精神文化的底层基础的感情、情绪、伦理模式和思维习惯等等，应当是更重大的历史研究课题。 　　《元朝秘史》在这个意味上来说愈显宝贵。除开已经家喻户晓的成吉思汗之母以孤箭易折的道理解说团结的故事之外，用独特的思维方式表现独特的观念的例子在此书中不胜枚举。比如关于盟誓的重要行动（历史事件）的记载中，深深烙印着前13世纪北亚游牧世界关于誓言的观念。扎木合反叛誓言，与成吉思汗争雄后被俘时，他的观念是：“（我们）一块吃了不能消化的吃食，一块说了不能忘记的话语”，“（如今我）已成为你领襟里的虱子，你底襟下的草刺”，“（既然）一块讲了不能违反的话，除非剥了我的黑脸皮，我再不能见你可汗的和善面孔了”。于是就戮（卷8，第201节）。如此就死于誓言的例子可捡出几十条之多。关于奴隶、主仆、阶级、血统的观念也一样。贵族被领下的奴仆部将绑赴成吉思汗营门时，成吉思汗的观念是：“乌鸦竟捉住了黑鸭子，奴隶竟捉了他们的可汗”，遂杀献俘者。读秘史前半时会有一个感觉，那就是秘史对蒙古部早期艰难创业的记述中，总是平静地历数着劫掠、攻杀和英雄的悍行。一道战争即是生产、强夺残杀即是壮举的道德思想的光，贯穿于对历史事件的平静叙述之中。在我们终于逐渐了解到那个文化阶段的种种特征以后，这种思维和这种道德观就显得有趣多了。读这部书时还应该感到，草原家庭的彻底生产化与彻底社会化是其它文化类型的家庭所不及的，由于动荡的征战和艰苦的野外游牧，蒙古人在家内的种种观念也很特殊。秘史非常准确地传达了一种豁达放任、粗犷不羁的亲子观念。比如成吉思汗之母在制止对合撒儿的残害时讲：“帖木真只把我这一个奶吃干；合赤温、斡惕赤斤两人都吃不光这另一个奶。唯有合撒儿吃干了两个奶，使我胸脯松快。”她们的心理是壮大豪放的：“谁提著你们的肩膀，使你们和男子汉一样高？谁揪着你们的脖子，使你们和别入一般齐？”“你不是——暖乎乎地从这个肚皮里生出来的吗？ ”（卷11，第254节）无疑，以上种种构筑了一个对于现代来说既新鲜又满溢活力，既亲切朴直又难究其境的暗藏的神秘框架，在这观念和情绪的框架上，串挂着的死历史是那样生动。 　　不过，这只是蒙古贵族的秘史。同一渊源或关系密切的另两部书——显然是蒙古底层产物的长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和显然取材于前13世纪客烈、乃蛮部族（这两个部族与现代哈萨克族的血缘一脉相承）传说时哈萨克民间文学《萨里哈与萨曼》（《Salika-Samen》），又清楚地表明了它们与《元朝秘史》不同的立场。这是必然的，因为在历史的推移中不同集团和不同立场的人们从来都是表现出那么不同的思想感情。 　　这样，在高深的历史学面前总有点谦卑的文学，在比较和挖掘中又被揭示了一层意义。对历史的文学式发想并不是总该挨人轻视的；既然历史长河淹没了那么多人心的活动，既然历史本身也应当是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历史。 　　如果这样尝试着重新观察世界，比如说观察“蒙古”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话，可以得到启发的东西就太多了。《元朝秘史》提示的那种神秘而生动的本质，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感人肺腑的无数再现。随手可以举一个人们都有感触的例子：关于马的观念。 　　在北亚（已经不仅是蒙古）游牧世界中，人所经营的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畜群。由于历史的迟滞循环，这种生活和生产在千百年中制造了人们的一种特殊的生命观，那就是相当平等地看待人畜的生命。生活过于辛苦，命运过于悲惨，希望被禁锢于一片辽阔的青草里，潮来浪去的只是生命的降临和衰亡。于是蒙古牧人在自己目所能及的世界中选择了一种寄托，一种实在但又比生活好些的希望，这就是骏马。在严酷的风雷中，在无终无止的颠簸跋涉中，马变成了人的更强有力的脚，马的速度保证着和鼓舞着人的意志和欲望。马从生产对象，从畜群的一员变成了人本身的一部，使人完成着人已经不敢想象的事业。骏马的形象使牧人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夏季里骑着一匹漂亮骏马的牧人觉得自己的身心都在升华。马又不属于一个阶级；既然牧业劳动已经压负在普通牧人身上，那么他们同时也得到了骑马的权利。北亚系统民间文学中，关于一匹秃尾烂背的小马在贫苦少年手里变成神骥，背着他和那位高贵出身的姑娘“绕着蒙古包飞跑3圈” ，然后腾空而去的描写，无疑寄托着贫苦牧民对自己破烂毡房前那匹马儿的期望。骏马集中了一切生物（他们觉得；包括人在内）的优点，牧人们觉得有朝一日骑上一匹神奇好马的愿望是那么珍贵。这样的心理积蓄和沉淀了多少个世纪。也就在这样一个历史中，骏马的形象和对骏马的憧憬，构成了游牧民族特殊的美意识，慓悍飞驰的骏马成了牧人心中的美神。 　　比如民歌《黑骏马》（拙作小说《黑骏马》中曾经引用）即为一例。如果缺乏对于上述游牧民族的心情形成的理解，特别是如果缺乏对他们承受的生产和生活的样式的理解，就不能明白为什么这歌子把爱情和一匹黑马风马牛不相及地扯在一起。歌辞前部一唱三叹，从各个角度赞咏了那匹姣好的黑马；但在结尾时，在叙述完了那对男女的平淡至极的故事以后，却并没有去唱唱那匹马的结局。似乎是忘了。于是整首古歌《黑骏马》便显得缺乏匀称，头重头，脚重脚（还不是头重脚轻）。人们发现：这还是一首古怪的歌。最纯朴和最古老的生活，就这样创造出了似乎是最抽象的形式，而且这种形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 　　《元朝秘史》之“秘”，也在于它比比皆是地提示了这种心情和心理观念，又把这些真实深埋纸底。探究这纸底或纸背的内涵自然不是易事。然而更值得一问的是：当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真的可以对这些被埋没了的一切不屑一顾么？尤其是回忆一下最初使我们动心研究历史时的初衷，那时的发想难道仅仅是一种幼稚么？ 　　历史科学也和它研究的对象一样，有着自己的客观发展规律。很难揣测将来历史研究将会怎样发展。具体地把话题扯回《元朝秘史》其书，我想当务之急还是整理出一部包括版本校勘、准确的拉丁转写的标准汉文译注本。《元朝秘史》的研究虽然已经汗牛充栋，但还不能说已经有了一部优秀的现代汉语译本。但是我想，对于人和民族的心灵历史的研究一定会有意义的；今天和未来的人会在那样的一种探寻中获得很多收益。 　　1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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