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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的故事

　　我居然也有——扳指算是14年作小说史。真是莫知悲喜，解说不清。若是写上14年文学史我会自豪或者高兴，而小说，无论怎样“作”，我自知并未入门，也不喜欢。

　　写上不喜欢不是任意恣情的词，但也不是准确的词。有相当深刻地变成印象镂嵌在我的心里的小说，而且是相当标准的小说，下文我会举些比方；因为它们链一般串起了一些关键年头，好像自己的自传中的背景注。也许该说还是喜欢而且彻底地接受了作者的心意。之所以我讲不喜欢，是因为绝大多数小说并非如此，没有意味的故事很难感动我，贯彻着我不能赞同的观点或立场的小说为我反对，仅仅凭靠技巧的小说则总是使我厌恶——有时只读一页，见到作者的招法就讨厌得扔开了。

　　文学这个天地太大，我想可以有千百种对文学不同的解释。当然我不会也加上一解，在这篇小文里仅仅是想说说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小说。而且不想涉及我所谓喜爱的文学及其中的小说类，——他界的、与自己终归还是无缘但却深深影响了自己、成为自己内心蕴藏之一部的作品，不是也可以适当地归纳一下么。

　　如被驱赶，又如自投罗网，我刚刚转完一圈逆旅，洋插队日本两年。两年前因为未曾身濒窘境而放纵性情，曾决心弃文从画；而世界教训我必须无家而归。在再度上路之前，总结一圈有区别的小说，不是也相当有益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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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初遇的作家是前苏联的艾依特玛托夫，不知今天他的民族情结是否使他打算取消姓氏中的OV恢复突厥式的艾特玛特。抑或正相反。在日本听说了苏联土崩瓦解的时候，我天天留心电视里有没有他和其他中亚作家的报道，我猜那会是复杂的、沉重的报道；但是没有。终一场大事变，西方没有报道前苏联作家一个字。这对于我们这些需要参考的人来说是很大的遗憾和损失。真是令人感慨：前苏联——独联体国家的作家们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真算是达到了一种极致。即唯有在作品上的交流，从未有以心交心的极致。不能说和只能这样写的严峻前提，至少使我们极细致地研读了他们的作品。我读得少，但认真读了他从一个天山山民的代表到藉民族为标签的官僚的很多作品。 停止于他的长篇《断头台》 ，一部庸俗的败笔，开始于他的《群山和草原的故事》。人类应该引以自豪的美的一部分。

　　那些对天山腹地高山牧场及其住民的抒情，换了谁都可能写坏，而艾依特玛托夫写得淋漓尽致而不失分寸。我因为有多年在东部天山调查的体会，因此对他的西部天山描写目瞪口呆。 在中国他的理解者是有双语的哈萨克和克尔克孜小伙子们（我国智识人译Kerk-Kez为两种汉词即“柯尔克孜”和“吉尔吉斯”）。1982年或1984年，我在新疆和一个这样的小伙子一直谈到深夜，逐字把音译或意译的汉译还原为突厥形式，对无法译出的一些词的美感叹息不已。比如他的一篇小说译《骆驼眼》，我们猜那应该是固有语词bota koz，一岁驼羔的眼睛；此词意为美丽的眼睛——蒙古牧人一听便啧啧声羡，因为他们熟悉驼羔的美目。哈萨克人则自豪，因为他们已经在母语中完成了从驼羔眼瞳到观念中的美目的抽象。总之体会这个词需要地道的而不是流行的“文化”，需要牧人体验，而艾依特玛托夫不仅锐利而且写到极致。这一切，对不弄文的哈萨克朋友讲半句就彼此意会了，而对文学界怎么讲也彼此不通。

　　当然以上是一种马经；是牧民对游牧小说的过细议论。艾依特玛托夫主要依仗的是真正的抒情艺术。那些大段大段的描写、满掺着这马经草经的描画。歌唱、联想，真是太美了。那享受无法忘怀，细读一遍像是一场美的沐浴。出了天山的作家凭仗的是神奇天山的灵气，那是无敌的艺术。回忆起来，若是没有读过他，可能人生并不会因之残缺甚至对天山东西也并不会因之失去理解，但是那将太可惜了，没有那样读过简直不算读书、没有那种读着便被美好浸泡经历的人简直太不幸了！

　　在70年代初用白皮书内部出版的《白轮船》里，他已经写到顶点。但是，如我一样，他也只有写这一条唯一的路了。他写到了死，那个敏感的克尔克孜男孩无法接受世相，在激流和憧憬中淹没了，我猜艾依特玛托夫当时有过重大的预感。

　　以后他的分量在减轻。《花狗岩》这个词组不再具备那种突厥式的深情和深意。《别了，古丽萨雷》这个马名（花儿黄马），大概不一定会使牧民喜欢——当然不是题目，小说很像在凑篇幅。终于，以时空倒错、环境保护、命运轮回等来了西方富人的、时髦庸俗的思想结构的《断头台》；以及苏联作家领导人、还有国际名人的高位，使他彻底离开了天山并结束。

　　用不着什么感叹或求证，我写的只是他给予我的印象而已。我已经写过我们并不曾有任何机会接触他的心。他已经足够伟大和幸福，他的母族柯尔克孜（我同意中央民族学院师生的观点，吉尔吉斯这一译名应改正）已经足够自豪。他已经是天山之王，很难想象更好的天山作品。

　　我本人特别向他学习了句子和段落的一些知识。有过大约中学的受教育经历再读了几本他的小说，就是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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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明威影响了80年代整整一批中国作家。当我发现美国人对他并没有像我们那样推崇时，我确实觉得有些奇怪。有一次包泊漪安排我们几个北京作家和一个美国作家见面，说到海明威时，他踌躇地说了句我记得很清楚的话：“有些作家是影响读者的作家，有些作家是影响作家的作家。”这句话至今还常常使我回味。

　　当企求表达、机智地晓得了要经过形式，想“变”一家伙的时候，海明威和他的句号排列的电报语言，特别是那股透着硬的劲头特别对人胃口。虽然也有眼光更深、洞知阴柔克阳刚真理的作家（如贾平凹），但海明威的确是我们的小说转折向现代派的一大桥梁。

　　他确实是个影响作家的作家——不过比硬汉主义更多的是他的亦我亦你、亦自语亦叙述的形式。对于一部分人来说，由于作品中的情和事也渴望那种快速的、主观的、亦我亦你的表现，于是海明威对80年代那批热情而年轻的作家的“影响”成功了。更多的是摹仿者，就不多说了。不过，海明威对中国这些人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很久，老辣的中国文化显然不是区区海明威所能驾驭的，曾几何时，连海明威作品中的正义和真情连同那硬汉子派头，都已经暴露在中国人阴损的嘲笑之下了。

　　比起艾依特玛托夫，也许海明威更没有获得“永恒性”。艾依特玛托夫还会保持着长远的被欣赏、被怀念的价值，而海明威则旧了，没有成为中国小说的新古典，只是旧了。

　　的确，今天再翻开《丧钟为谁而鸣》，感动不那么容易涌现了。那语言还是新鲜、简洁，一泻而下，但我清清楚楚地看着其中的做作，看着作者在凭能力而不是凭另外一种打动人的东西长篇大论，心里开始不以为然了。包括《老人与海》，世界名篇，也避不开“究竟是先出了名作品才好还是先因为作品好人才出了名”这种怀疑了。这篇文章也许非常像凡·高的一些画，当戏剧性地被捧到天上以后，最原始的质疑就成立了。《老人与海》同样有着以形式取胜——而且取的是世间之胜的本质。这样的小说怎样影响和感动人们，其过程应当很有趣。不能说它内容苍白。但至少并非多么有力。我猜（这是任意瞎猜），在拉丁美洲寻找自己的别墅区，是美国佬的一个风尚。住在古巴的美国文豪海明威与古巴渔民之间有没有一种微妙的隔阂呢？应当说，带有殖民主义味道的作品会不知不觉地引人反感，海明威患的或许就是这个病。后来，当看到他那部庸俗电影《乞力马扎罗的雪》，画面上架着帐篷的一对白种男女，使唤着黑仆、眺望着雪山的镜头，真是让人恶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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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内的小说，应该另纸。以上，信手拈来一“苏”一“美”两个小说家，写上一些1993年前夕的随感，我注意到自己多少变了。的确，今天为他们写哪怕一个字我都惜墨如金。列入不喜欢之类是由于我今天的认识，而在昨天却非常喜爱过他们的小说。

　　艾依特玛托夫的天山小说，在我看来不能与梅里美的《卡尔曼》《高龙巴》媲美。那是一种改变人性、指导人至死的伟大文学。海明威的形式文体也不能与杰克 ·伦敦并列。那是一种真正的力量，深沉如它所处的社会下层一样。

　　然而不管谁的什么小说，于我都是一种彼岸的故事，现在我已经不愿意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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