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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除了平面之外，建筑材料也是一处软肋。从殷墟到战国的高台（如赵之丛台楚之章华），古代的材料只有夯土。木头加夯土的速朽，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添些硬材料，中国建筑走上了漫长的土木材料之路。这种建材作为城市的细胞材料，它的易损速蚀，造成了古代蕴藏的保存难度。它无法和比如地中海东岸的阿拉颇，那座石筑古城相媲美。遍地的古建，其实都必须百年一落架，三十年一补修，看是碑文上写着远溯唐宋，其实眼前的寺庙殿堂，一色几乎都是清代重建。我们缺乏使用石头的传统。无边的平原上，昔日星点分布着烧砖窑，今天到处兴建着水泥厂。那么也就没有如阿拉颇，没有那种沿着地中海的、上溯纪元前后依然巍峨屹立的罗马遗迹。土木材料的廉价和限制，滋生着都市营建的投机和短见。抽时间遛一遛石材市场开人眼界：原来根本就没谁打算建一座石头的建筑，只有人把石头切成片，“干挂”在劣质材料的骨头上！ 　　如此建筑，如此建筑堆积而成的城市，它的难存韵味，它的历史遗存，早已是危若累卵。 　　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里归纳了城市的一些要素，诸如城市诞生的地理原因，以及它与市场和交通的关系，城市的官僚、商业、工业、手工业、宗教、军事等诸多功能，指出了城市含有的粮食、政治、交通、人口等病灶，最后总结了城市的早期资本主义，即银行时代。他说：“如果说城市生活是分阶段发展的，那么，它也是分阶段衰退的。城市的诞生、发展以及衰落与整体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城市在衰退过程中，陆续放弃它们的力量根源。”（商务，第一卷，） 　　但在16世纪导致资本主义城市兴起的交通因素，尚未如今天一样发展为城市之癌。交通是城市的脉管，它一旦痈肿伤炎，城市便高烧瘫痪。发展交通，这是一个神圣的名义。交通难题是一切阴谋和腐败的掩体。房地产的巨额利润，当然也在这种掩体背后暗暗计算。城市是脆弱的：仅仅一个交通的借口，就可以把每一个北京胡同的路口都变成立交怪物。城市里的人更是脆弱的：工程队和开发商的背后是“不可抗拒力”，人只能接受从自己的家离走迁徙的判决。隔离桩、铁栅栏，为了交通七十老翁在爬高高的过街桥，然而汽车仍然如蝗灾般疯狂涌来。拓宽，把每一条路都拓宽到八十米、一百米，碍事的九经九纬，可以在它的八十一个交叉点都建起恐怖的立交桥。不远的未来，可以畅想人行横道上通了摆渡般的过街公交车。区区胡同就盛不下你的乡愁么？为了交通、汽车、楼盘，为了长官意志和肥腴利润，可以把一切文明剜骨剔肉，拆个精光！ 　　我想起摩洛哥的菲斯城。那座古城连同今日的生活，都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它也建在一个大致平坦的地面，材料也不是坚硬的花岗石，它居然用毛驴车的单行线对付交通问题。关键是在那里的城市建设中，对文化的珍惜是绝对的，如同禁忌一般，没有人敢动古城一根毫毛。而在缺乏社会监督和异议表达的规划中，毫无禁忌，唯有霸道。 　　曾见过郑州城关的旧景顷刻消失，又看到昆明木造的老街逐间拆毁。前年不见了伊犁汉人巴扎的风情，此刻又目击喀什的帖姆巴旦被围困——城市如同历史，脆弱且可以涂改。遗憾已经化成了悲哀，早已是墨虽浓惊无语。难道我们竞争传递古城拆毁的消息、难道我们比赛对滥拆运动的诅咒么？再听到谁絮叨北京的胡同，我感到心烦。 　　但良知无论早晚，总是应该支持的。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介入，使得失速的古城删改，毕竟拦上了群众舆论的绳子。###才早就呼吁与收藏双管齐下，十数年沉溺其中，推行抢救的运动。李江树握着相机和散文两种武器，企图对文化的浩劫，作他个人的批判。 　　周末的江树骑着自行车，在尚未拆除或已经拆光的街上徘徊。我说，太晚了，算了吧。他不被我的悲观论传染，总觉得只要大家都行动，就可能救出灭顶的街巷，至少安慰忐忑的良心。他在残存的地点支上三脚架，和满腹怨愤的老人娓娓交谈。在流水的日子中，他补充了学识，也洗练了语言，包括建筑的语言。他对建筑与其环境的种种分析，是因为不敢奢想而被自行放弃的、人对建筑及城市有权提出的要求。抚摸着文学和摄影两件心爱的东西，他对自己的力量所及和正义形式，摸索得日渐清晰了。不仅如此，这并非只是书市新添的一本文化环保小册子，从谭嗣同到鲁迅，他在这部记录里实行着文化批评，他的从来慎于表达的义愤，提示着一种普通善良人的观点。作为他多年的好友，我怎能不被这样的行为感染呢？所以反省自己的虚无，也琢磨再做些什么。 　　随着推土机的凯歌声，新的一年隆隆而至。愿我们的心情，能在这苦恼人的声浪中变得强韧。 　　仅以此文为序。 　　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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