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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三）泉岳寺

　　踏着清晨的薄雪，挑着吉良的首级，赤穗志士一行穿过江户，向泉岳寺班师。须知他们是千里之外的异乡人，在江户城并无家屋亲戚。当他们把方向对准了这座寺庙的时候，泉岳寺，被赋予了一层特殊色彩。

　　在潜入江户之初，他们的第一件事也是先到泉岳寺，为主公浅野扫墓。一年另八个月的潜伏爪牙，一个不眠之夜的奔袭斩杀，就是为了此刻，为在含恨的逝者墓前，祭上仇敌的头颅。

　　我也是在观赏歌舞伎之前，先来看了泉岳寺。

　　那一日秋雨淅沥，泉岳寺里，人影稀疏。山门全用素漆，古朴结实。

　　入口处立着大石内藏助良雄的塑像，一面是姓名，另一面是家纹。寺左单有一处侧院，里面排排林立的，是志士的墓碑。

　　一口水印漫漶的石头井上，刻着"首洗井户"。相传在这口井旁，洗了吉良的首级。庙里和尚为防落叶飘入，在井口上罩了一个白纱网。雨脚细密打着，那网已经湿透了。

　　泉岳寺里有一块新刻的碑，是义士始末的精准介绍。如讲浅野"抵抗"吉良的"不辩士道"，说义士们对幕府处断"不能承服"，读着觉得，措词经过斟酌，字字考究。

　　那天早晨，在踏雪奔回泉岳寺的途中，大石内藏助做了几件事：

　　一件是归途路过仙台大名伊达家府邸、和会津藩大名松平邸时，曾被拦住询问，他们因而诉说过原委；再专派吉田、富森两人前赴大目付（相当江户的警备长官）仙石家、主动出头申诉一切。仙石等人物都表现了对赤穗义士的同情，不仅细致听取了申诉，并招待了早饭。

　　再一件是命身份不是武士的寺坂脱离行列、逃往西日本去传达成功的消息。因此，寺坂虽然在后日一直活到了八十三岁，但仍名列四十七士——到处的四十七士名簿，都是以大石内藏助为首、以寺坂吉右卫门作结尾书写的。

　　到达泉岳寺后，一行冒雪在井台洗了吉良首级，将其供于主公浅野墓前，烧香瞑告。周围是浅野去年自杀时，身边的"染血之石、染血之梅"。

　　其实这举步之间，发生了最有意味的事——因为不觉之间，他们把泉岳寺当做了唯一去处。泉岳寺，这座庙宇除了一座浅野长矩的墓，与他们无亲无缘。这故乡远在关西的四十六人，在江户他们需要一个场所，仪礼之场所，宛如孤独的苏菲需要一座麻扎尔（Mazar , 波斯语，圣徒墓）。只要脚踏那场所的沙石，意义就能获得阐发。踏上人生绝路的他们，这一隅之地非同小可。虽然能否埋骨尚不得而知，但去那里寄放灵魂，则已经慎密考虑过了。

　　这就是泉岳寺。

　　由于四十六人的缘故，这座庙的性质一朝骤改。它不仅变成了四十七士的安魂地，也变成了日本精神的祭祀场。

　　果然，后日东京的泉岳寺，成了理想国般的归宿。闻名四海，八方来朝，死者享受到了最大的祭祀。也许他们多少美化了"冷光院"浅野藩主，但这是必要的——泉岳寺因着浅野墓与他们结缘、给他们血淋淋的生命以慰藉，他们也使江户城的刃伤事件，添加了一个正当的光环。

　　更重要的是：此庙与著名的长野善光寺、更与靖国神社不同。

　　因为，前者供养着以军人为主的、据说有二百四十万柱的遗骨亡灵，后者则祭祀着明治以来日本国家的牺牲者。在中国，虽然语焉不详但凡人尽知靖国神社；而善光寺，或许即便日本人也未必都清楚它的上述"善行"。

　　若尝试通俗地说明，大概是这样的：亡者在靖国神社成神、在善光寺成佛。两处一佛（教）一神（道），收留和超度了国家体制内的、日本的亡灵。

　　但这种神佛魂祀，侮辱着苦主的心灵，蔑视着他者的苦难。它们虽然固执于宗教的形式，却与宗教的初衷存在相悖之处。简言之，两者都与"帝国"一语纠缠，缺少宗教的超越国家、甚至反体制的原色。

　　不知我的歪评是否离谱？反正，善光寺和靖国神社好似帝国主义的宣传部和民政局，为饱受屠戮侵害的中韩等国所不喜。四十七士不入靖国神社或善光寺的名簿，而选择了泉岳寺安魂。偏踞东京一角的这座寺庙，仿佛埋着一股造反精神，使人们不禁喜爱。

　　泉岳寺的和尚一边通过寺社奉行（管理寺庙神社的衙门）报告此事，一边闭了山门。因为谣言已不胫而走，泉岳寺的和尚当然不希望闻风而来的市民阑入寺内，乱哄哄地围观。他们端出"白粥"，款待血迹斑斑的四十六人，据说还端出了酒。（《忠臣藏》p.119，岩波，1964）

　　接到了方方面面汇报的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命令把四十六名浪士暂时寄押在细川、松平、毛利、水野四大名的宅邸。傍晚七时许，一行离开了泉岳寺，分别走向寄押的大名宅邸，是夜11时抵达完毕。

　　此时，吉良家一边收拾狼藉，一边搜求那颗丢了的吉良头颅。大石云，置于泉岳寺，而寺僧则据有司指示，把头颅送回吉良家。此头葬于东京牛込万昌院，距鲁迅留学的弘文学院不远。

　　幕府为妥善处理此案用心良苦。对四十六人，重臣中提倡"助命论"的与强调"法治论"的各各有之；对吉良却是众口一词主张严惩。将军德川纲吉大概因曾经草率处理刃伤事件心中有愧，这一回倾向"助命"，饶恕义士不死。无奈不得幕府评定所提出文书。肇事和造反，毕竟不会得到体制的支持，二月五日，上命下达，判决四十六义士切腹。

　　1942年沟口健二的电影巨片《元禄忠臣藏》，就以这个镜头结尾。

　　一切纠葛都已经处理和清算完了，从画面彼岸深处，传来呼唤大石内藏助的点名声。大石站立起来，表情满足而镇定，迎着画面走来。摄影机越过他的头顶，摇向细川宅邸深处、准备万全的切腹场。

　　庭院四周，高低错落的廊下阶上，排排跪坐着武士，肃穆沉默，一丝不动。镜头俯瞰下来，院落中央，一领白帐搭就了一个凹字屏风，隐约围着一块白布座蓆。前、后、或者左右，都有成组的武士，挟刀跪坐。那一瞬的视觉不能诉说。但那视觉不得延续，因为镜头随着尾声的音乐，一掠即离，不予定格。那一刻的美，确在极致。每个细节都无法看清，每个细节都被充分想象。包括大石内藏助；对他最后的了结，仿佛表演过了，分寸一毫不差。电影结束了，对艺术的惊奇才刚开始。

　　难以置信——这是一部战争的国策宣传片，伴奏着日本把战争从卢沟桥扩大到太平洋的军乐。难以置信——美感居然能与罪行共存，近乎完美的形式，居然能装入侵犯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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