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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两个老人操劳惯了,很希望平时家里有人,让他们今天揪面片,明天扯拉条。他们说不动央金,也说不动普赤。普赤上的民族学院在西宁东郊,远了点,交通不便,不可能每天来回跑,最多一个星期来一次。琼吉已是大四学生,再有一个学期就要从西北大学毕业了。

  过了一天,普赤放假了,她秉承了阿爸阿妈的天性,是个文静勤快的姑娘,每次回来都要抢着干活,好像这里是帐房,她是帐房里的年轻女人,活儿就得由年轻女人干。姥姥看她想干又不会干,就手把手地教她:和面、擀面条、包饺子、蒸馒头、烙锅盔、择菜、切菜、炒菜等等。两天后,琼吉回来了。姥爷姥姥又意外又高兴:“你不是不回来吗,说假期要去北京旅游?”

  琼吉不回答。普赤说:“才让哥哥回来啦,她去北京干什么?”

  琼吉见了才让后突然就不说话了,像个哑巴,甚至都不会多望一眼。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她跟才让的距离不是远了,而是更近了,在她尽量回避对方的眼睛里,有着爱恋者的羞涩和矜持,有着藏起来的热情和奔放,有着把真爱一点点给予的收敛和节俭。她似乎知道,只要她和他互相望一眼,彼此就都是一种含情脉脉的射击,击中的不是眼睛而是心。父亲和母亲对视着,会意地笑了。姥爷在厨房里大声说:“琼吉你过来,把这几瓣蒜剥了。”

  才让说:“我来剥。”

  普赤说:“你们两个一起剥吧。”

  剥蒜的时候才让问:“你什么时候回学校?”

  琼吉低着头说:“还没想好。”

  “这样吧,我们一起去草原,看看家里人,然后我送你去西安,再回北京。”

  琼吉甜蜜地答应着。

  最后回到家中的是我和梅朵。我们从兰州师范大学毕业后,梅朵留校成了艺术系最年轻的声乐老师,我选择了回阿尼玛卿州,因为我喜欢那种一出州委就能看到辽阔草原的感觉,还因为州上有王石书记的关照,我有足够的时间复习功课考研究生。考兰师大的古典文学研究生是梅朵的主意,她希望我能跟她在一起,永远,一辈子。这当然也是我的希望,只是有些遗憾,我必须离开草原。考上后我说:“我为你做出了重大牺牲,放弃了整个阿尼玛卿草原。”

  梅朵说:“好像草原是你的。”

  “难道不是吗?草原上的雪窝子,那是我们最初的天堂。”

  梅朵说:“小时候我听阿爸说,天堂在人的心里,你在哪里,天堂就在哪里。”

  我上大学是带工资的,读研究生也带着工资,每月五十多元。我习惯于把每月从州上寄来的工资交给梅朵,梅朵秉承了藏族人对待金钱的全部态度:不看重,不积攒,不细算,有多少花多少。花掉的钱里包括了我俩每月寄给姥爷姥姥的二十元赡养费,尽管姥爷姥姥也许并不需要我们的钱。这些年父亲和母亲依然是这个家的经济支柱,母亲的工资大部分是要寄回家的,父亲虽然没有工资,却用从不间断的包裹改善着家里的生活,还用“强巴案”平反后补发的工资,承担了家中最重要的一笔开支:琼吉和普赤的学费和生活费。

  梅朵在学校有单身宿舍,但按照学校规定,我不能在那里过夜,作为研究生我必须回到集体宿舍,作为青年教师,梅朵必须拿出结婚证才可以避免干涉。所以我们总是在白天见缝插针地完成我们的青春嗜好,性急而匆忙地延续着我们越来越美妙的柔情蜜意。我们的打算是:我研究生一毕业,马上结婚。后来主意又变了:这个春节必须结婚。学校正在盖教师住宅楼,梅朵结了婚,说不定就能分一小套。所以我们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结婚了。

  母亲说:“这个春节来不及,你们可以先把结婚证领了,‘五一’时再办婚礼。”

  我看看梅朵。梅朵说:“阿妈啦,哪有这样的,要是不办婚礼就把结婚证给别人看的话,我们会不好意思的,心里也会难过。”

  我说:“我们是藏族人,大家的祝福、喜庆的歌舞才是幸福的开始,光凭一张结婚证算什么?”

  父亲说:“这是大事,你们应该提前跟我们商量。”

  我有些憋不住了:“我们到哪里去跟你们商量?这些年都是各忙各的,我们很难见到你们,你们也没有时间过问我们的事,我们只好自己决定。说实在的,本来早就该结婚啦,就是因为谁也不催谁也不问,推到了现在,可是阿妈说还要推,那就是反对我们结婚啦。”

  梅朵说:“就是,人家的阿妈见女儿大了,就会今天准备这个,明天准备那个,没等结婚,嫁妆就摞满了帐房,还有婚礼上穿的彩色藏袍、花氆氇靴子、蜜蜡的项链、玉石的镯子、绿松石的戒指,天天念叨着雪山大地为女儿祈祷,给女儿洗澡洗头梳辫子。可是我的阿妈就知道往后推,春节推到‘五一’,到了‘五一’谁知道又会推到什么时候,哼。”

  说着,眼泪汪汪的。就这样我们没来由地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但我跟梅朵是有区别的,我是真的有些埋怨父母,而梅朵却带着女儿的撒娇,似乎在表达一种更深的爱恋和更彻底的托赖,不仅听不出一丝的怨一丝的恨,反倒让人觉得她比亲生的还要亲,她在向阿爸阿妈传述一个亲生女儿最最单纯的愿望:结婚一定要高兴,我们自己高兴,也要让所有人高兴,不办婚礼就看不到别人的高兴,看不到别人的高兴,光我们自己高兴有什么用?我们自己也就不高兴啦。姥姥说:“你们每次回来,我都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哪里没催过?是你们自己拖着不结。”

  梅朵说:“姥姥你别说啦,我说的不是你和姥爷,我说的是阿爸阿妈。”

  父亲说:“我们的确有忙不完的事,你们要理解。”

  而母亲用一个女性的细腻和温柔,体察到了我的隐衷和梅朵话中贴心贴肺的感动:生养了她的阿妈已经去世啦,那个叫赛毛的女人为了营救一个叫强巴的人被洪水冲走啦,这孩子从此不是没有了阿妈,而是有了一个新阿妈,一个跟亲阿妈一样的新阿妈。母亲说了声“对不起”,一声哽咽,眼泪夺眶而出。这之后,母亲和父亲对视了一下,便决定了我们的婚期:马上,立刻。

  全家人都忙起来。父亲准备卖给西门杂货店的一卡车肉昨天来了,马福禄已经付了钱。本来父亲打算把这些钱全部投到生意上,现在拿出了一部分,让母亲领着梅朵去买衣服,买梅朵提到的蜜蜡的项链、玉石的镯子、绿松石的戒指。梅朵一看项链和镯子那么贵,死活不要,说她就想要两身衣服,一身红颜色的汉服,一身有点草原气息的藏袍,当然还有高跟鞋和两条漂亮的纱巾。母亲买齐了这些,让梅朵在家里试衣试鞋。父亲见了说:“好看,好看。”

  又轻轻摇头,私下里对母亲说,“女人没有好的首饰,就像好马没有好鞍子。项链、镯子、戒指是增福的物件,不能少了,藏族人讲究这个,再说对梅朵来说这里既是娘家又是婆家,不能缺了主要的,还是给她买了吧。”

  母亲说:“花多了你的钱,我怕影响你的生意。”

  “没关系,钱花了再赚。”

  母亲就又去买了回来。当她拿出蜜蜡的项链、玉石的镯子要给梅朵戴上时,梅朵抱住母亲亲了好几下,然后激动得哭了。绿松石的戒指是我给她戴上的。她说:“你别想得太美,我不会感谢你。”

  说着还是扑过去抱住了母亲。藏族人的习惯里单数吉祥,婚礼便定在初三,酒席订了五桌。父亲说:“我们不能越活越不体面,当年洛洛和央金的婚礼是在院子里办的,这次我们一定办到饭店里去。”

  然后催促央金,再给洛洛打电话,让他初三以前务必赶到。但电话不是央金打的,是央金在邮电局央求琼吉打的:“我已经打了五次啦,催他赶紧回来,他总说忙,我知道忙也是真的,那么大的学校的一个校长,但我讨厌的就是他的忙,我不想再理他啦。”

  琼吉大惊小怪地说:“是不是他不爱你啦?”

  央金说:“那倒不会。”

  琼吉又问:“你爱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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