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大地(72)_杨志军

七二

　　卫生所忙起来，把五个药柜里的学习材料全部清理出去，一格一格整整齐齐装满了药品和器具，墙上挂起了人体图、视力图、脏器图和毛主席语录：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收治了第一个住院病人，做了第一台手术，缝合了第一个伤口，挂起了第一个吊瓶。受幸运之神关照的这个病人是县委车队的一个司机，他拉了一卡车生活羊肉从州上回来，打开车门一头栽出来，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还嗷嗷地吐。按照惯例，遇到这样的病人就只能往西宁送。车队的车都出去了，只有他开回来的这一辆。旦增县长在院子里喊，让干部们都从办公室出来卸羊肉，又派人找来另一个司机，叮嘱他马上出发，连夜赶路。再看病人，已经一动不动，昏迷不醒了。有人说：“恐怕来不及啦。”

　　旦增县长拍了拍脑袋，蓦地想起了母亲，喊一声：“快去卫生所叫苗医生。”

　　母亲赶来了，拿着听诊器听听，又摸摸额头，吩咐李医生：“把我的办公桌搬来。”

　　又对旦增县长说，“我交给你的采购计划里有担架，怎么漏了？你说现在怎么办？”

　　宋医生说：“我来背。”

　　“不行，有的病人能背，有的病人不能背，颠出人命来怎么办？”

　　桌子来了，李医生和宋医生把病人抬上桌子，又抬着桌子走向卫生所。旦增县长看看已经卸载一空的卡车，追上母亲说：“行不行？不行的话赶快送西宁。”

　　母亲说：“只要是病人就归我管，送不送西宁由我决定。”

　　“出了人命呢？”

　　“我负责。”

　　旦增县长四下看看，看到那么多耳朵都听到了母亲的话，放心地舒了口气，做着鬼脸说：“我们县来了个厉害人，以后县政府的一把手就不是我啦，是苗医生，你们有什么事向她请示。”

　　大家笑了。到了卫生所，母亲先给病人退烧，等他清醒后仔细询问诊断，突然说：“准备手术。”

　　李医生和宋医生听着吓了一跳：就在我们这里？母亲说：“一个县的医疗部门连阑尾手术都做不了，还能干什么？”

　　母亲的诊断和手术都很成功：急性阑尾炎引起的剧痛、呕吐、发热、休克，手术后一个星期，病人就出院回家了。

　　接着又有了一个病人，是疝气，已经好几年了，那硬硬的东西越来越大，撑得睾丸就像吊了个羊肚。母亲摸了摸就说：“手术，不能再拖了。”

　　疝气手术刚做完，果果来到了卫生所，说他来参加县上的什么现场会，肩膀疼得厉害。母亲看了看，明显是枪伤，但已经愈合了，怎么还会疼呢？追问起来，才知道七八年前他挨过一枪——傍晚的朦胧里，猎人把他看成了一头趴在地上蹭痒痒的哈熊。母亲说：“你腿断了吗？好端端地趴在草原上干什么？”

　　果果嘿嘿笑着：“掏旱獭洞来着。”

　　又问起中枪以后的治疗，原来是没有取出子弹，只去阿尼琼贡求了些金疮藏药涂抹了一个月。母亲说：“必须把子弹取出来。”

　　“疼不疼？我最怕疼，当初就是怕疼才没让曼巴动刀子。”

　　“不疼。”

　　做手术时的确不疼，但麻药过后却疼得他呻唤不已。果果哀求道：“苗医生，求求你别让我疼啦，我跟强巴校长是最好的朋友，你不能像对待别人那样对待我。”

　　母亲拿了两片维生素C说：“吃下去就不疼了。”

　　过一会儿问他还疼不疼，他说：“好多啦，谢谢啦。”

　　一连三台手术都做得很成功，“苗医生”成了人们的话题，去食堂打饭，或是上下班经过院子，都会有人恭恭敬敬望着她，或是向她打招呼：苗医生好。病人渐渐多起来，都是县委机关的。旦增县长来到了卫生所，到处看了看说：“对不起苗医生，我慢待你啦，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说。你跟强巴干的不一样，他的事几年十几年才有结果，你的事一天两天就能看出好坏来。我在会上说，今后要支持卫生所，没有一个人反对的。”

　　母亲说：“那好嘛，谢谢了。不过现在也只能勉勉强强治疗一些最普通的病，大部分病我们这里诊断不了，更别说做手术了，要是再进些仪器，卫生所的水平肯定还能提高。”

　　“我明白你的意思，还得花些钱的要哩。这样吧，我们研究一下，看能不能每年从县财政专门拨出一笔钱来，要采购什么你看着办。我今天来还有点私人的事，我老婆肚子疼了一年多，想带她去西宁看看，她不去，说是念祈福真言就能念好。”

　　“你让她来。”

　　“她不是县委机关的，来这里看病恐怕不合适，能不能去家里看看？还有我，我有个不好意思说的病，夏天重，冬天轻，重的时候我连人都不想见，可我是县长，得经常开会，臭烘烘地一坐，还要发言讲话，我知道人家怎么想，心里嫌弃，又不好意思当面捂鼻子，你说难受不难受？”

　　母亲说：“你不能这么想，狐臭很多人都有，大部分都能治好，你可以在我这里试试。”

　　她从药柜里取出硝酸银和除臭液，拿水配成百分之十五的溶液，用盐水瓶装了满满一瓶说，“回去用肥皂水洗干净胳肢窝，把腋毛剃掉，用盐水擦湿周围的皮肤，再把药水涂在剃去腋毛的皮肤上，涂上四五遍，直到皮肤变成灰白色。三天涂一次，六次一个疗程，坚持三个疗程看看，一般人五个疗程就能根治。”

　　“噢呀，噢呀。”

　　旦增似乎忘了自己是趾高气扬的县长，一再地弯着腰。

　　母亲当天下午就去了旦增县长家。她让旦增的老婆平躺着，摁了摁肚子，戴着消毒手套，把手伸进阴道，在子宫壁上摸了摸，问她是不是疼痛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月经多了，时间长了，白带天天有？是不是腰酸背痛伴随着尿频尿急？是不是经常便秘——就是排便困难？就是大便干结？就是拉不出屎来？等对方一一回答后，母亲果断地说：“子宫肌瘤，至少有六个，而且已经增大，必须手术。”

　　看对方一脸懵懂，又说，“就是切除，就是割掉。”

　　旦增说：“不动刀子不行吗？”

　　“不行。”

　　旦增的老婆说：“我不割掉。”

　　旦增低头犹豫着：“她身上的东西，疼是她受，只能听她的。”

　　母亲严肃地说：“你不能听她的，应该听我的。”

　　旦增和他老婆都不吭声。母亲告辞出来了。一个星期后，旦增县长又来找母亲：“那就手术吧，她太难受啦，就是不知道手术有没有危险？”

　　母亲冷冷地说：“没有。”

　　“不会疼死吧？”

　　“不会。”

　　母亲是有把握的，她是外科医生，又有妇产科与急诊科的临床经验，在乡村卫生院的一年多里，什么病没接触过？单独做子宫肌瘤的摘除手术已经十几例了。“是去家里手术，还是把她送来？”

　　“家里怎么做？”

　　“可是你知道，她不享受公费医疗。”

　　“你交点钱不就行了。”

　　母亲没想到，这不经意的一句话，竟成了扭转卫生所职能的一个开端，过去它只面对县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后它将面对草原牧区的所有人，母亲对谁都是那句话：“交点钱不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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