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辈(13)_阎连科

一三

　　我干了六天放罐的轻活。

　　叔伯哥哥，把他前三天的放罐轻活，也让给我了。而他，一到山上，就干了抡锤打钎的最重的活儿。在山上干活，是一种“计时”，而非“计件”。计时，即每天干八个小时，为着一班，每一班有一块六毛钱。为了能干上十六个小时，一天劳作两班，挣上三块二毛钱，我和我哥去找工头说了许多好话。我叔，还又去给那工头送了两盒香烟、一瓶白酒。就这样，我和我哥，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双班，十六个小时，经常一干十天半月，不下山，不洗澡，也不到厂里去办什么事情。吃住都在那空旷的山脉上，直到天下雨了，才会借着雨天，休息一下。

　　人生虽然苦寒，可每月领薪后往家寄钱的那一刻，从邮局出来望着天空和行人，还是感到了无限的惬意和温暖，感到了自己已经是个大人，可以为父母和家庭尽下一份情意和责任。为此，还是会有着来自心底的甜蜜和自傲，尤其在接着家里回信时，信上说寄的钱已经收到，那些钱刚好能让家里派上这样那样的用场时，自己就觉得自己有了顶天立地的命道和力量，也就感到世界的实在和具体。于是，愈发地想要干活挣钱和去承担一些父母肩上的事，去父母肩上卸些生活的沉重和悲苦。这样，也就更加渴望每天能在矿山上干下十六个小时，而且是永无休止地干下去。

　　最长的一次，我在那山上一气干过四十一天，每天都是十六个小时，不洗脸，不刷牙，下班倒在地上就睡，醒来用湿毛巾在脸上象征一下，就往工地上快步走去。因为工厂里既抓革命，又促生产，要大干一百天，完成多少万吨的水泥生产，支援哪里的工程建设。所以，全厂上下，就都那么日夜忙着，自自然然，也就给我提供了一个不用请客送礼、不用求人说好话，就能每天干上十六个小时的天赐良机。

　　我抓住了这个机遇。

　　在这机遇中，有一桩趣事。那桩趣事，关系到国家机密和台海关系。

　　那个时候，对于台湾，大陆人知道的只有两个内容：一是他们台湾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二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当然，因为我们要解放他们，他们又亡我之心不死，随时都要反攻大陆，夺取我们的革命政权，所以，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时候的大陆到处尽皆，似乎都有潜藏的国民党特务。于是，也就从我幼年记事伊始，耳朵里总是听到国民党的特务如何如何，使我有很长时间，怀疑我们邻居，怀疑某个老师和大街上穿着制服的行人，都是国民党从台湾派来的一个坏人特务。以至于少年时期，独自走在村头的田野，因为过分寂静，能听到自己脚步的后边还有脚步的声音，也就怀疑，身后有着来自台湾的某个特务，正悄悄地跟在我的身后，我快他快，我慢他慢，于是就猛地回头，又只发现一片空旷在身后漫漫地铺着堆着。

　　为了证明身后确实没有特务，有时我会快走几步，把身子闪在墙角或一棵树后，然后把头悄悄伸将出来，进行观察瞭望，以待确认身后的确没有特务的尾随，才会继续谨慎地走去。回忆那个年代的许多事情，就像回忆一部年代久远的革命电影，有许多模糊，也有许多清晰；有许多场面宏大的历史空旷，也有空旷中鲜明细节般的野花小草。总而言之，那是一个革命和激情充盈的年代，革命养育了激情，激情反转过来，又燃烧着革命，以至于我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在新乡郊野的山上，每天双班，一次干上十六个小时，整整四十一天，没有下山，没有歇息，除了珍惜来之不易的每天能干十六个小时的机缘，别的我都一概不管不顾。也就从此，忘记了一切，如同和整个世界完全隔绝了一样。然就在这个隔绝之中，革命与“解放台湾”这样宏大的事情，会转化成某个细节，呈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天午时，我们正往罐车上装着料石，工地上忽然停电，罐车不能运行，风钻也不能旋转，大家几十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和我一样，在那年代求着生存的临时工们，都躺在碎石渣上歇着睡着。也就这个时候，在我躺着将要睡着之时，我看到有两个硕大的粉红气球，从天空中的高远处朝着山里的深处飘了过来。

　　望着那两个气球，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对气球可能是台湾的国民党人放飞过来散发反革命传单的反动工具。至于那来自台湾的气球，能否飞过台湾海峡，海峡又在什么地方，从海峡那边的福建厦门，到我们的中原河南，河南的新乡地界，有多远的千里之程，要经过几个省份，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却望着那对气球，越来越信那是来自遥远的、水深火热的台湾方向。为了证明我的怀疑，在大家都半睡半醒之时，我做出要去厕所的样子，离开了工地，离开了人群。

　　我朝着气球飘去的方向，一口气走了至少三十分钟。从山顶到了荒无人烟的一条沟谷，直到确实相信，那气球已经飘失，我再也不能找到它时，才停下了我的脚步。可是，就在我转身要走，要离开山谷回到山顶时，奇迹砰地一下，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在路边的一个石头缝里看见了一样东西。那东西如同书签，四指宽窄，一拃长短，纸板光硬，印制精美，一面是一个美丽的少妇，亭亭玉立地穿着短裙，分开双手，一边各牵着两个孩子。那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健康可爱，背着书包，拿着玩具；而他们彩色照片的背景，是宽阔的大街，和街两边的高楼与路灯。就在这书签似的卡片彩照的背面，赫然地印着一行蓝字：

　　台湾不计划生育

　　在当时，我对“计划生育”这个后来连农民都十分明了的词语，还不是十分了解，只是隐隐觉得，这个词语与生孩子有些关系。而那个年代，我们乡村也同样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只是中国的某些城市，开始有了这样的号召。所以，对计划不计划生育，我并不十分感兴趣。而只是觉得，捡了这张卡片，证明了我对那两个气球是来自台湾反动派的一种判断；只是觉得，台湾人虽然反动，可他们大街上的亮丽和人的神情，却是越出了我的所见和想象；还有对照片上母子们生活的幸福，有了暗自而沉重的羡慕。

　　山谷中空旷无人。我拿着那张卡片，默默地朝工地走去。到了工地，又把那张卡片藏在雨淋不到，别人也不能发现的一条石缝里。虽然之后我没敢再去石缝里看那张卡片，却已经在心底里藏下了一个不能告人的秘密，那就是：台湾人可能比我们生活要好，而我们自己，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对于社会、革命和世界朦胧的怀疑，让我想起了我那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因为在那个虚构的故事里，充满着阶级斗争，也有着一个来自台湾特务的丑恶形象。

　　我又开始写起了我的那部长篇。

　　因为我的叔伯哥哥，回家结婚去了，给我留下了独占一屋的空间。可在某天动笔的时候，方才猛地发现，因为每天在山上搬石头抡锤，往车上铲装石渣，铁镐的把儿和我缝了几层补丁的裤腿，时时挤压着我握铁锹把儿的右手手指，使我的右手指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如同树枝一样干枯弯曲，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握那细滑的钢笔。发现手指无法握笔的时候，望着干硬的指头，我惘然不知所措，有些想哭，又觉得坦然。试着用左手握笔，却又依然不能写字，就再用右手生硬地握着，生硬地在纸上写着，直到可以把字写得有些像字了为止。

　　就这样，在每天不干十六个小时，而只上一班八个小时的时候，我都会关起门来，写上几页、几个小时的所谓小说。这个时候的写作，已经不太寄希望于以它的出版来改变我的命运，让我逃离土地，走入城市，而是觉得，现实让人感到生存的绝望，在写作中，能让人觉出有个新的世界的存在。

　　也就如此，上班、写作，写作、上班。上白班了晚上写，上夜班了白天写。以为一切都将过去时，因为工地上忽然走了几个来自他省的工人，我又有机会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十六个小时，一干半月时，世界轰然而悄然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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