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辈(2)_阎连科

二

　　我总是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想，将前一句话理解为父亲让我出去到世界上闯荡和奋斗，将后一句话理解为闯荡累了就回家吃饭、歇息和补养。如同相信一间房子最后会繁衍成为一片村庄般，我相信树会结果子，果子会腐烂、死亡或者生成新果树。这个一切都是那个一切的重复和重演。无论是你一生都守在一块土地上，还是你必须离开土地闯到哪儿去，命定的事情是不能抗违的。我们所能改变的，都是在命定范围内，一如一切的成败都必须在生死轮回中。

　　我从不去想超越命定的事。接受命定是我唯一应对世界的方法和主张。父亲让我“走了就努力出息些”，我就为这个“出息”开始勤奋和努力。米切尔把另外一个世界给我了，我就在那另外一个世界里思摸和触碰，写作和读书，挣稿费和立事业，然后累了就回到那个村落和土地上，同母亲、哥哥、姐姐们说说话，为邻居、村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然后息缓过来了，就从那个村落再往远处走，到累了再回那个村里、家里歇几天。我相信，徘徊在村落和远途的来回间，是上天给我安排好的行程和反复，如同公共汽车总是在一条线路上往复一模样。

　　我知道我被世俗所束缚，但我从没有能力一味地对抗命运和命定。

　　我知道我一生的努力中，都伴随着狭隘、奴性和无力，可也很少回家歇息后就不再出门去远行，哪怕一生都如公共汽车往复在别人安排好的线路上。

　　一九八五年，我的儿子出生后，母亲从乡村家里到古城开封为我带孩子。刚好那年我的第一个中篇发表在今已停刊的《昆仑》杂志上，不到四万字，有着近八百元的巨额稿酬。为这八百元，我们全家喜得如又超生了一个孩子般；为庆贺这稿酬，一家人走进餐馆狠狠吃了一顿饭，还又买了一台十八英寸的电视机。自一九七九年发表第一个短篇起，到一九八五年发表第一个中篇止，六年的努力和辛劳，我和妻子都知道其中的苦甘和酸辛。而母亲，则拿着那厚厚的一本杂志并翻着属于我的二十来页的铅字说：“写这么一点儿就挣八百块钱啊，这比农民种地强多了——这样看，你可以一辈子就把这事做下去！”

　　我也觉得这确实比农民种地强得多，不需风雨，有名有利，异常值得一辈子终生不渝地做下去，而且父亲让我走了就努力出息些，母亲又让我终生写下去，我哪有停止读书和写作的来自家和土地上的理由呢。那么也就接着读，接着写。在后来中国文学的黄金岁月里，由我编剧的正能量的连续剧，连续三年都播在中央一套的黄金时间段，那稿费比小说来得快得多，也多得多，于是每月我都给母亲寄去她认为每天吃顿肉也花不完的钱，过着每年春节镇长乃至县长和县委书记都会到家里拜年的风光好日子，使得我们整个村的人，都以为我离开村庄真的出息了，有了名声了，连县长都到我家坐坐并请我吃饭了。

　　这样儿，如一间房子不仅变成了一个村，而且转眼又成了一座城市样，那些年月我家的精神和风光，真是酷冬过后的春日般，连房檐和树枝上麻雀的叫声都和人家不一样。可事情到了一九九四年，我还如往日一样写作着，却因为一部中篇的麻烦和纠缠，使我在部队写了半年检讨书，加之常年写作，日日枯坐，夜夜握笔，最后闹到腰病、颈椎病同时发作，每天只能躺在病床上，连吃饭也得要人端着送到手里边。

　　这期间，母亲、哥哥、姐姐都从家里赶到部队去看我，见我不能走坐还躺在一家残联工厂为我特制的活动架子下，身子敞开，头面朝天，悬着胳膊在半空的活动板上写作时，母亲便又说：“你为写作疯了吗？要把一个好人写成坏人、残人吗？”哥哥则看着那躺椅和架板评论道：“何苦呢……好好活着比你写东西重要得多！”而我的姐姐们，则都说了一模一样的话：“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好了，你用不着这样躺着还天天写让人不喜欢的东西呀。”

　　然后是一家人的沉默和无言，一家人劝我要么不要写，要么实在想写了，就写他人喜欢的——比如还写中央台播的电视连续剧。今天回忆那时他们说的话，我理解那不仅仅是他们说的话，而是一个村落和一片土地的声音和灵悟，是我命运走向岔道后，扳道工的体悟和纠正。而那时，我不能理解来自土地的声音和精神，只是为了让他们放心回家去，就一连连地点着头，如写作检讨般的认真和虔诚，直到他们都离开北京，回到了只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我又开始躺在残联为我特制的椅架下，继续写作《日光流年》那本书。直到《日光流年》后，写了《坚硬如水》和《受活》，并因为写了《受活》而转业，因为转业又精神放松写了另外两本更令人恼火的小说后，我们县的一个领导在那年春节时，通过电话对我正式宣布说：

　　“我说连科呀，现在我对你说句实话吧——你其实是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人！”

　　听了这句话，我轰隆一下顿悟到，我和那块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变故，就像一头耕牛在不知不觉间脱缰，重重踩在了每天侍奉它的把式身上一样，他们已经觉得我不是那块土地的儿子了。

　　他们认为那块土地的儿子不该是我这样子。

　　当我得知我是那块土地上最不受欢迎的人，我有三天都待在家里没出门。我不觉得这是一句可笑的话，也不觉得是一个人的酒后之乱言。它是那块土地上的正强音，是那块土地的态度和立场。这个时候我开始思忖我的写作和我与那块土地之关系。我发现那块土地完全可以没有我，而我却不能没有那块土地和村落。没有我，那块土地依然会遵循着它已有的秩序和轨迹，日出日落，岁月人生，千年之前是什么样，千年之后还是什么样。而我若没有那块土地，我就不再是我了；没有那村落，我就什么也不是了。我思忖，我可能是从那块土地上出来走得过远并忘了土地颜色的人。我在那块土地吃了、喝了并带走许多食物和用品，可以在很长时间里不回头地朝前走，这样就走得过远了，差一点儿忘了自己家在哪儿了；忘了我出生在哪儿、成长在哪儿了；远行得连那块土地上的亲人都不以为我和那块土地有着牵连和割不断的扯拽了。

　　我需要重新回到那块土地上。

　　真的是那块土地可以没有我，但我不能没有那块土地。如此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不断地回家、回家、再回家，把写作《我与父辈》和别的，当成一种赎罪和忏悔，让自己所有的情感都重新归位到那块土地上，回到父母、叔伯、邻人和那儿的树木、黄土上，直到自己觉得又是那块土地的儿子了，觉得应该没人会把我从那块土地上再次甩开抛离了，才觉得我可以如父亲说的那样重新上路远行了，可以为某种写作的理愿继续努力了。然在我要继续写作时，我才发现我的思维已经成为碎石铺就的铁轨般，换道和更向，几乎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母亲说的一生可以做的事，我只能要么不去做，要做了只能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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