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狱(77)_阎连科

七七

　　回到家，我的肚子上有一个千层底的鞋印儿，青青的，像一片大极的椿树叶。全村的人都围着我的鞋印儿看。娘和姐在看着我的鞋印儿哭，爹在一边抽闷烟。

　　有人说：“奶奶的，找他去！”

　　队长三叔说：“是支书踢的，你找谁去？”

　　至今儿，支书踢的那一脚仍然有些疼。虽然过去了十二年。

　　二十五

　　红玲终于被我等来了，好像来晚了羞愧似的慌匆匆的。

　　她骑个自行车，车后夹个篮子，沿着沟底的土道，把车子骑到后岔沟口，一扎，拿着篮子朝后沟的土崖上爬过去。我在山梁上看着她，就像看着一只绵羊在崖壁上小心地一脚一脚移，到崖壁的半腰，那儿有了一片坦处，坦处上有几棵小树，她就在那树下不动了，把篮子挂在树枝上，双手在枝间抓来揪去。

　　我盯着红玲不动，心里火急火燎，在等待着一个时刻的到来。只要那个时刻一来，我就可以朝我发现的大门走过去，把门闩打开，敞开门扇。那时候，我所看到的太阳、村落、河流、山坡、镇子、街道啥儿的，就会朝我走近。红玲会哭着嫁给我。踢过我一脚的支书会成为我岳父。大队改为村了，支书退下了，我会成为村里的一个人物。全村四千二百多口人，大事小事都将去找问我咋办，而不是去问今天的支书。而这些，还刚刚是我的开始，我才二十岁，我不可能在田湖大队——田湖村干一辈子，我不可能在瑶沟村日日夜夜过光景，直到了死！

　　往年，有多少乡干部都是从各大队干部中选拔的。我会在田湖村干得不错，会成为全县极出色的最年轻的村干部。然后，我会被选拔到公社去，成了正式的国家干部，再也不是农业户口了。也许，我会首先当两年公社团委书记，或是公社抓某一项工作的党委委员，再或是一上来就被任命为公社副书记，分工我具体抓工业或农业；一半年后，公社书记或乡长突然因某次车祸或啥儿案子，死了或被免掉了，我就成了乡长或书记，那时候，我二十五岁，最大二十七岁，是全县最年轻的乡长或乡党委书记，被送到啥儿党校学习两年，回来就留在县委了，日后就从县政府或者县委一级一级干上去，干上去……我不知道我到底会干到哪个位置上。七年前听说一个工人初中文化，三年之内从车间主任干到了副省长的位置上。我知道我不会那样儿，我没有那样的命，但我准定会给瑶沟村争得荣耀，整个儿田湖镇祖辈世代没出个如我一般的人物。我在田湖镇、我在田湖公社、我在瑶沟村……独一无二。也许还会留下一块纪念碑……

　　我的头有些儿晕。

　　太阳温温暖暖抚摸着我，山梁上开始散发出被太阳照热的甜腻腻的土气。白云一片片在日光下游动。麻雀的叫声，在我身后啁啾成潺响不断的溪水。对面的沟崖上，红玲已从一棵树下移到了另一棵树下。

　　我静静地等待着，像我在镇子车站上等着一辆客车的到来；像我儿时过了新年，过了正月十五等待着下一个新年和十五的到来。不消说，那时间流得如冬天凝着的河水。麻雀的叫声把我弄得心烦意乱，仿佛我在等着的不是客车或新年或十五，而是等着一口去运棺材的牛车。我坐过运棺材的牛车，那车走得和我眼下的时间一样的慢。我真想对着红玲叫两声：

　　你快滚下土崖吧！

　　你快些滚下土崖吧……

　　二十六

　　红玲采山芋肉果的那面土崖真是很缠缓，是一道偏陡的坡地，只中间坡腰上有段险处，离沟底约有丈余深浅。再往上走，那陡坡就突然后退，留下一片很平的崖地来。这崖地上有七株山芋肉果树，像七株枣树错落在崖地上，组成一小片儿芋肉小果林。我很惊奇这儿有片小林我为啥从未发现过，几年前我每年夏天都在这儿割牛草。

　　红玲是邻近午时骑车走了的。

　　红玲走后，我就立时下了梁子，爬到后岔沟这面坡上，到红玲采过中药的地方看了一遍。她采过的树下留下了一片凌乱的洋布胶底鞋的鞋印儿，印儿上星星般布落着饱满的紫红色的小果子。我捡了颗小果在嘴中咬破了，极苦！我嚼着那苦味在坡地走了几遭，那七棵药树，红玲采了六棵，还有一棵未采。不消说，她准定还要来把这棵树给采掉。每一棵树上的山芋肉，在药店都可以卖上百十块。也许，她今儿后晌就来采。

　　都是天造地设的事情。真幸运她还有一棵没采的树。

　　我看了各处的地势，就慢慢沿着来路往回走，当下到那段陡坡时，我抓住一根荆枝吊着身子登在一个石头上，然后，用尽平生的力气往外拉。荆条的蔓根在板结的崖土上，嘶叫着被我拖出来，像拽一根被啥儿压着的绳子。那黄根从粗到细，越拽越长，当到了一拉即断时，我又把拽出的黄根塞回原处，用虚土掩了我拖根留下的土崖裂痕。接下，我把身子朝东靠了靠，抓一块石头猛砸我脚蹬过的那块凸石。“砰砰”的声响，在后岔沟里单调回响，崖壁上的斑鸠、麻雀和卧在崖壁窝中的黑老鸹，被这声音惊得一团一团飞向天空，为了望我似的盘旋一圈儿，才朝对面梁子飞过去。

　　那灰色的凸石松动了，松动得一蹬即落。

　　我从崖壁上爬下来，抬头望着那松动的石头和就要断了的荆根，像观赏我二十岁往后漫长的人生图景。我的一切辉煌的想法都要从这石头和荆条真正开始，从这儿仔仔细细地迈出第一步，走向那遥远、艰难的以后。

　　我该走了。太阳已没了那温顺柔软的亮光，变得火毒起来，似乎是正夏一般。

　　走了几步，我心里动一下，从地上捡起了一块有角有棱的尖石头看了看，犹豫着回来放到了那崖壁的下面。

　　该做的我都做了。我走了。

　　二十七

　　我操他祖宗八辈子，后晌，我在对面梁上等到天黑，红玲没来采果树……

　　二十八

　　来日，我又在对面梁上等了一天，红玲依旧没有来采那棵树。

　　太阳西沉时，山梁上下空无一人。天离我又高又远。土梁的红色如血般浸泡着我。我对着后岔沟那七棵山芋肉果树，撕着嗓子叫了一声：

　　“红玲——该死的红玲——你赶快死掉吧红玲——”我走了。

　　二十九

　　七爷说支书家哑媳妇的病不难治。三叔说你一定要把那哑媳妇医成能说话的人。七爷想了想，说瑶沟到了出人物的时候，别说是让我医个哑媳妇，让我死了我也不能不死。

　　月亮升上来的时候，队长三叔让我和他去支书家。我去了。我要看看红玲为啥这两天没去后岔沟。那棵山芋肉果树还等着她去采。那松动的石头和将断的荆根也还在等着她。

　　在支书家小楼的正间屋里，支书坐在一张椅子上抠着脚趾缝的泥，看着当天送来的两天前的《人民日报》。我和三叔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条凳上。

　　三叔说：“都不在家？”

　　支书没抬头，“都串门去了。”

　　三叔说：“来给你说个事……”

　　支书没抬头，“孩娃们的婚事以后再说吧。”

　　三叔说：“不是。是你家……儿媳妇的病……”

　　支书没抬头，“咋？”

　　三叔说：“能治。”

　　支书突然坐直身子，手从脚趾缝里抽出来，硬硬地看着三叔，“谁能治？”

　　三叔说：“我们村的七爷。”

　　支书默了一阵，“笑话……她这病连省城大医院我都托人问了，说是死哑。”

　　三叔说：“七爷在乡下治好了几个死哑，现在人家连歌都能唱。”

　　支书又抠着脚缝，“真的？”

　　三叔说：“真的，偏方治大病，又不花钱，不妨让七爷试试。”

　　支书拿起了《人民日报》，“治好了当然好，花多少钱都可以。”

　　三叔说：“明儿天我把七爷带来？”

　　支书翻着报纸，好像寻一篇啥样的文章，眼却瞟着门外，“别急，红玲这两天去县里进货刚回来，她娘明天想走娘家……忙过去这几天，我去请七爷。”

　　队长三叔不再说啥，拿眼瞟着我。我说我们走吧。三叔说走吧。支书说你们走？我送送你们。我们就一线儿出了支书的楼屋。院里月光如水，哑媳妇端个盛有猪食的盆子站在门口的黑影里，我们一出来，她就匆匆端着猪食往支书家后院猪圈去了。

　　支书说送我们，却站在门口盯着匆匆走了的哑媳妇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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