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浮生记(3)_伊北

三

　　就这样，周末头一天，立冬和女友夏夏衣服还没穿周全，牙还没刷，脸还没洗，就鬼使神差地“被”宣布：你们的小窝“不合法”了。因为它不是原装，是二度创造的，有碍观瞻，有伤大体，实存隐忧。有关方面打算有备无患，有的放矢，准备有礼貌地将立冬和夏夏从2047号房间请出去。

　　“搬？”立冬望着夏夏苦笑。

　　“废话！”夏夏翻了立冬一眼，扭头回屋。

　　立冬猫下腰，猛冲到她背后，一下就把夏夏横抱到半空。夏夏随即大叫起来。

　　对外地人来说，在北京有两件事最容易让他们滋生漂泊感，一个是搬家，一个是过年。搬家和过年都是迁徙，只不过一个是小幅度的，一个是大幅度的，但性质都一样，人人都在寻找一个家。

　　有人说，大年三十晚上，全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播大厅，另一个是北京西站。

　　北京西站的广场、大厅、候车室，永远是满满当当的，人们来了，去了——有的人抱着希望而来，有的人希望破灭而去。

　　无论什么时候看北京西站，你多少都会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它太大了——高而宽的庞然大物，亭台楼阁一应俱全，碉堡似的，四通八达的路径，整个一“小径分叉的花园”，一个人放进去，太渺小了——在这里，往往特别能体会到“人海”这个词的含义。

　　其实，不光是在大年三十，北京西站，这个吞吐量大得惊人的铁路客运站，像一个怪兽，每天都吃进去一些人，又吐出一些。对于一些人来说，北京西站或许是桃花源的入口，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这里未尝不是地狱的门槛。

　　千里和婵娟的妈——来自来安县城的中年妇女李绣花，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对襟褂子，正呆站在北京西站的出站口。

　　这是她第一次来北京，也是她出的最远的一次门，在来安市下面的小县城，她活得如鱼得水，哪里是百货商店，哪里是菜市场，哪里有小操场，哪里有暗自经营的小麻将馆，对她来说，都像是棋盘上摆好的棋子，一个个分明得很。可到了北京，到了这个人挤着人人挨着人，可又谁都不认识谁的西客站，李绣花多少有点茫然和怯懦。

　　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在北京读的大学，这一直是她的骄傲。现在大女儿千里毕业进了高校教书，二女儿婵娟虽然还在读书，但也长成了大姑娘。她算基本“完成任务”。

　　三年前，老伴得病去世，李绣花一个人在家总觉得闲得慌。她时不时在电话里跟千里抱怨，她想来北京，可又总不好意思给千里、志刚添麻烦，于是她总是敲千里的边鼓，说自己“有点不舒服”。千里问：“是病了，还是怎么了？我赶紧回去一趟，你不能总怕体检。”在中老年人眼中，体检像定时炸弹。就怕查出个一二三来，心里承受不了。

　　电话那头，李绣花忙说：“没事，没事，身体好着呢，你放心，没事，我看电视了。”

　　这一招有点类似“诱敌深入”，李绣花越是说自己没事，一次、两次尚可，三次千里心里就开始发毛了。

　　“妈一个人在家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她总跟志刚嘀咕，而且做噩梦，好几次满头大汗地醒来。

　　“要不把妈接过来好不好？”一次“完事儿”之后，千里拥着被子问气喘吁吁的志刚。

　　“嘿嘿，都听老婆的，十五岁开始我便没爹没娘了，你妈就是我妈。”志刚一向板正，难得嬉皮笑脸。

　　“得叫咱妈！注意措辞！”女博士发起火来也不是盖的。

　　就这么着，李绣花就来到北京城了。

　　李绣花堵在电梯口，被后面的旅客撞了一下，差点摔倒，她赶紧把行李挪到一旁，拨通了千里的手机：“喂，千里啊，我到了啊，你在哪啊？”

　　千里挽着志刚急匆匆边走边说：“妈你到了啊，你在哪啊？”

　　绣花道：“我在北二出口！”

　　千里说：“好，你别动，我们马上也到北二出口了。”

　　夫妻二人赶到北二出口，找了个遍，也不见绣花的踪影。千里急了，打电话问：“妈我们到了，你在北二出口吗？”

　　李绣花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啊！”

　　“我们也在，你是不是乱跑了啊？怎么看不见你？”千里说。

　　李绣花急得要哭，道：“我没乱跑，我真没乱跑。”

　　志刚一拍脑袋，恍然大悟，夺过电话问：“妈，我是志刚，你看到你前方的饮料站了吗？”

　　李绣花道：“没有。”

　　“那你看到天了吗？”

　　李绣花不解，道：“天？什么天？没有天。”

　　志刚明白个大概，对着电话说：“妈你别着急，别动，我们马上来。”说完扭头跟千里说，“估计在地下一层。”

　　两人匆匆下楼，果然看见李绣花站在电梯口的柱子旁边，大包裹小行李的，堆起来比人都高。

　　千里走上去，拉住李绣花的胳膊问：“妈，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你是要把家都搬来是不是？你不是说上去了吗？怎么还在这底下！”千里当老师当惯了，说起话来像机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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