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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张安达说，他们是运输公司，运输公司难道就没有一辆车上天津？ 　　女儿说，去天津不进城也买不来，再说了，为一包糕干，小月科孩子吃的，也不好张嘴求人。 　　张安达说，老人都是小月科孩子，人生就是个圆，活着活着就活回去了，你刚来北京的时候，抱在你奶奶怀里，专吃杨村糕干，连你娘的奶也不吃；你奶奶到最后，躺在炕上，除了吃糕干，也是其他什么都不吃。 　　女儿无助地看着姑爷，姑爷痴呆呆地没有表情，他还没弄懂“糕干”是什么东西。 　　张安达愿意看女儿、女婿诚惶诚恐的模样，他对这种模样太熟悉了。女儿、女婿的无所适从，对他来说是一种得意，一种由内心深处生成的快感，这种感觉是他从少年时代便缺少的，久久盼望的。女儿、女婿越经不起这折腾，他便越发折腾，目的只有一个，随时向别人提醒自己的存在，显示自己在家中无可动摇的重要地位，家里无论是谁，对他都应该绝对服从，为他无条件地服务。 　　孤古乖怪，真是一种别路心态。 　　女儿每天战战兢兢，如同哄小孩，下班总得给张安达带点儿好吃的，半斤槽子糕，一个黑崩筋儿西瓜，一串糖葫芦，几个“驴打滚儿”，老爷子要是高兴，槽子糕便“赏赐”给了姑爷，老爷子要是不高兴，糖葫芦说不准就能从地上飞到顶棚里去。 　　整个一个“作(zuo读一声)”！ 　　女儿不跟爸爸计较，她希望一辈子活得不容易的太监爸爸老了老了能幸福。 　　孩子们越是周到，张安达越是不满，越是不满，越是融不到这个小家庭里去，没事就一个人瞎琢磨，女婿姓王，将来女儿有了孩子也姓王，他可是姓张，姓张的住在姓王的家里名不正言不顺，不合规矩，这就好比溥仪出宫，无论如何是不能住到他的丈人郭不罗蝾螈家去的，尽管郭家的房子不少，也有钱，可那儿不是他落脚的地方，后海的醇王府大而无当，也没什么直接的亲人了，可他还得奔那儿去。张安达有点儿后悔将金太监寺的房子卖了，可是不卖他又靠什么养老，他真正的家又在哪儿呢？ 　　张安达变得沉默寡言，神情恍惚了。他不愿意在“家”待着，女儿还没上班他先走了，女婿下了班他还没回来，他最爱去的地方是地坛，在地坛的长椅子上一坐一天，看着树影移动，感受着太阳从胸前照到后背…… 　　在一次会议上，张安达的女儿见到了我五姐，说了她父亲的情况，我五姐以她的想法理解张安达，说张安达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哪天她去好好做做张安达的工作，劝劝他，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儿子、女儿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问题是，我那个为革命而忙碌的五姐，转过脸就把这个应诺忘了，害得张玉秀等了大半年也没等来“做工作”的我五姐。 　　我的老姐夫告诉我，张安达最大的障碍在厕所。 　　我认为老姐夫的分析不错，当初张安达上我们家的时候，被看门的老张强行着灌了几壶水，为的就是看太监上厕所……张安达住在筒子楼，厕所是公共的，左边一溜一排蹲坑，右边一溜一排尿池子，都是无遮无拦的公开，这让张安达尴尬而难堪。 　　至少，地坛的公厕有隔断。 　　(六) 　　1958年，我们家前边的两进房子被征用，宽敞的广亮大街门挂上了敬老院的牌子。后进的游廊被从过道砌死，西边开了一个偏门。以便我们家人进出，门牌号也由2号改为2号旁门。从此，前头三分之二的房子与我们无关了，我们家只剩了第三进的四合院和后头的花园，没了影壁，没了垂花门，没了鱼缸和石榴树。 　　父亲抑郁了许多日子，又不好说什么，人家征用是经过怹同意的，悠在人前表现着积极与进步，背了人又唉声叹气，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呢？父亲说，君子为人，唯善以宝，我何在乎那些房子，只是这“旁门”让人不快，有左道旁门之嫌，叶家人什么时候走过旁门？ 　　母亲说，旁门就旁门吧，这个旁门比我娘家的正门要大多了，家里就这几口人，偌大院子也压不住，房子越来越旧，也没精力收拾，搁咱们手里早晚也是糟践了。 　　母亲说得没错，我们家的房屋院落已经显出了颓败的老相，廊柱掉了漆，露出了里面的麻；沟眼不通，一下雨院里全是水，如同北海的水榭；十几间屋子，除了东厢房不漏，其余下雨就得找盆接，几乎每间房子的顶棚都像地图一样，有一圈一圈的水渍；后院园子里的草都长疯了，常有一只胖刺猬沿着过道到前面来溜达，见了人小眼一翻，慢慢腾腾地再逛回去，好像它是这儿的主人。母亲说狐黄灰白柳是家神，狐是狐狸，黄是黄鼠狼，灰是耗子，白是刺猬，柳是长虫，家里有这些东西是兴旺象征，它们都得罪不得，所以那只刺猬就在我们家幸福地自在地生活着。 　　也没见我们家兴旺起来。 　　我们家越过越没有人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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