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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我的五哥死于解放前夕，年龄其实不大，还不到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除了九条那所房子，因为父亲没有把房契给他，没能卖出去以外，他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包括桌椅板凳和炕上的铺盖。忠实跟着他的，不弃不离的，唯有赫鸿轩。彼时“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西服裤子短大衣”之类流行歌曲早已代替了曲子、三弦，没有谁再肯花工夫去品什么“翠楼东，细柳含烟，潋滟波光；残霞外，几树蝉声，一片斜阳”了，赫鸿轩变得与老五一样一贫如洗。所不同的是，赫鸿轩落架下海，在安定门内路西茶馆演唱京韵大鼓，每日收个块儿八毛，能刚够一天的嚼谷。之所以选定安定门茶馆，一来这里是东城的大茶馆，喝茶的人多；二来离手帕胡同的家近，离九条的五哥也近。 　　老五穷归穷，却看不上赫鸿轩挣的那俩“小钱”，他的嗜好在升级，由大烟改白面了。毒瘾一上来，不能自持，鼻涕眼泪，哆里哆嗦连滚带爬地到门楼胡同后门去赊账。人家知道老五书法精湛，往往让他过足瘾，写字半日才能放人。这么一算，老五字的价格已廉到极点，但他不以为意，出了门仍是大爷一样地张扬，谁想求他的字得托人，先付润笔。他拿了人家的钱转脸就忘，害得屁股后头老有要账的，久之，要字的摸着规律，夹着纸笔带着现钱，让他当面现写，钱货当时两清。这么一来，老五更来了绝的，不用书案毛毡，只要有人抻纸，他躺着都能写。 　　1947年冬天，天气很冷了，老五还穿着夹袄，一条单裤是春绸的，夏天的物件，他的棉袍还在当铺里，一直没机会赎出来。已经不用刻意装扮，现在的他完完全全是个叫花子模样了。不同的是嘴上的胡子，再不是野鸡毛般的花哨，而是斑驳的灰白，乱糟糟堆在下巴上。添了抽筋的毛病，十个手指头鸡爪一样地佝偻着，很少有能全伸开的时候。腿上长了疮，流脓流水。一双鞋来自娼妇的馈赠，粉穗绣花，真应了赫鸿轩的演唱“缎儿鞋趿拉着”。 　　我母亲到九条看过老五几次，都找不见人，看着空荡荡的房子，老太太只是心伤，隔着窗户为她的“乖乖”难过。时时地探望，时时地留下钱物，不见回音也不见人。跟我父亲提及，想把“乖乖”叫回家来住，我父亲的回答很坚决，那畜牲死了才好！ 　　有天晚上，赫鸿轩过来看老五，用手绢包了两个窝头，两个咸鸭蛋，怕窝头凉了，揣在怀里。也偏巧，那天老五下晚在萃华楼刚吃完请，席面上现写现卖，卖出两幅六尺中堂。眼下一肚子焦溜丸子、红焖鱼唇正没地方消化。见了赫鸿轩，不等他掏出窝头便把一封银元拍在桌上，让赫鸿轩明儿个到门楼胡同给他买些面儿来。赫鸿轩说，到门楼胡同可放到下回，要紧的是得把棉袍赎回来，今天北风刮得紧，眼瞅着西边的天上来了，明天有场挡不住的大雪，五哥别冻着了。 　　老五说，袄儿也要，面儿也要，剩下的给你儿子挂达扁儿买些关东糖，灶王爷快上天了。 　　赫鸿轩说，难得您还惦记着挂达扁儿，那小子过了年就该上中学啦。 　　老五有些忧伤地说，我上中学的时候，额娘这会儿早把棉袄棉裤套在我身上了，那个暖和、绵软，这一晃，几十年了…… 　　许久，老五没有说话。 　　赫鸿轩叹了口气说，话赶到这儿了，不得不跟您说，前儿个我在安定门门脸碰见了四大大，四大大一脸灰土，挎着包袱，说是才从草篮子监狱回来，去看府上的三格格，人家没让进，给撵回来了。 　　老五愣了一会儿说，我三姐是共产党，她虽然没说，可我们家里全知道。走到这一步，也是预料当中。我在法国的同学王利民，王国甫的儿子，也是共产党，跟我三姐在北平是一事的，王利民跟他爸爸闹翻了走了，其实是接到任务走的，到南边当新四军去了，让人包饺子馅包在皖南了，他的死亡通知书不还是我让你给王家老爷子送去的？ 　　赫鸿轩说，我还记得，那是一封在路上走了几年的通知书。我把王家老爷子约到茶馆，把那封信亲手交给他，老爷子没看完就动弹不了了，人整个傻了。老年丧子，人生一大悲啊！老王家就这么一个儿子。 　　老五说，这回，怕我额娘要老年丧女了…… 　　赫鸿轩说，总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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