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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晓初说，写信的人对事情了解得这么详细，连最近你的动向都侦察得一清二楚，可见下了工夫，你是不是得罪了谁呢？龚晓初一定以为于莲舫会发一通牢骚，骂一通人，孰料于莲舫把信扔到一边，淡淡地说了一句：随它去吧。晓初还有些不放心，她看了看躺在床上的珍妮说，你不往心里去就好，咱们都知道，你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人，你这样做有你的道理。这一句话说得于莲舫差点掉下泪来，她说，晓初，有机会我跟你细说。晓初说不必，她让于莲舫吃两片安定，好好睡一觉，明天一切就都过去了，正如任楠说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珍妮将独身证明放在床头，踱过来对她们说，就目前来说，光绪究竟是毒死的还是病死的已不是她研究课题的中心，现在她思考的是从光绪与慈禧的死亡来看中国人深层内核的问题。 　　珍妮这番话使于莲舫和龚晓初都感到突兀，她们不知道珍妮要说什么。珍妮不管她们的惊奇，继续说道，一种民族行为规范的深层内核是该民族的价值系统，与我们美国的理想人格——“智者”不同。你们的儒家文化造就了另一种人格理想，这就是“正人君子”。在你们柳宗元笔下，标准的正人君子形象是“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后来你们的光绪，更是儒得厉害了。男人，特别是中国男人，视“正人君子”为行为道德规范，将外表的面子看成悠悠万事，唯此唯大。 　　但内在之我与外界的面子往往矛盾，就产生人格断裂，在高谈“君子之腹”时却做着小动作，将对方推人难堪之境，细细把玩别人的、痛苦与不幸，以这种虐待别人和自虐的心理支撑着自己的面子和“正人君子”们高质量的内心平衡。光绪何尝不是这样？慈禧何尝不是这样？写信的这个人何尝又不是这样？从另一方面看，“好名声”是你们中国的一种社会能力。一个人有“好名声”作为一种客观背景就能受到提拔，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 　　为了这个“名声”，男人们总处于守势的、被动的地位，这就使得在两性关系中充当主动进攻角色的男人，中国的男人，多少带有消极、回避的态度。那三个孩子的父亲就是最好说明。中国女人的“忍”堪称世界一绝，忍的本身是痛苦的，女人以成全男人为“正人君子”，为“好名声”的忍竟能够成为一种美，一种传统，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在我们美国，在西方，理想的伟男人，也就是说最高人伦典范的男人，他们在充分扮演着社会角色的同时也在充分扮演着男人的角色。 　　每一个伟人都背负着一个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他们时刻在证明，一个优秀的人，必然也是一个优秀的男人。而中国，一谈及男女之情便让人与不洁、晦暗连在一起，爱是偷偷摸摸地爱，是假模假式地爱，是口是心非地爱。中国男人缺乏向世界宣称“爱”的勇气。比如说，我们读普希金、海涅、裴多菲的诗，他们的爱溢于字里行间，读懂了诗也就读懂了他们的爱情。但是再看看你们的杜甫、李白、辛弃疾的诗，反复翻找也看不到他们爱情生活的真相。 　　正如那个倒霉的光绪，他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了，他炽热的情感内核在社会压力下已经变得石块一样僵硬冰冷。可悲的是这种冷却在中国男人身上成了一种病态和恶性循环，一直演义到今天，演义到现在，演义到龚家家族内部。也就是说，你们所憧憬的，却是我们不屑一顾的；你们所回避的，却是我们刻意追求的。中国的女人活得累，中国的男人活得不仅累，还假。 　　于莲舫和龚晓初第一次听到珍妮，一个外国女人对中国男人和女人做这样详细的剖析，对错与否，毕竟是一家之言，只是珍妮的个人观点。两人听后都有点儿懵，晓初说任大伟不是这样子的，他很爱我。于莲舫想说任大伟在龚家的卧薪尝胆，忍气吞声，目的是混迹大宅院中，落一个世家女婿的名声。但想了想，又不忍心点破，她想，姑且搁下男人、女人的话题不说，试想如果把黄连、厚朴两味扑朔迷离的中药交给洋人去研究，或许能得到一个全新的解释，至少它能脱去中庸的外壳，还一个清晰的面貌。 　　珍妮对于莲舫说她知道那封信是谁写的。她很失望，也很抱歉。 　　于莲舫说她也知道信是谁写的。 　　两人相对一笑。 　　珍妮说其实没什么，于莲舫说也是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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