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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父亲拿这个现世报的活标本是彻底没办法了，对他也彻底失望了。后来，父亲和他的几个妻子商量，结果是，在九条买了一处房，让老五搬出去，自立门户，在经济上让他彻底独立，跟大宅门儿永无往来。父亲有七个儿子，为之购置产业的也就是老五一个。也就是说，父亲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从今往后，谁也不欠谁的，再不认舜锫这个儿子了。母亲悲悲切切地把自己的细软往九条那边塞，生怕将来老五受了瘪。父亲看着母亲冷冷地说，你何苦这样，他连饭都会要了，那前程是远大得很呢！ 　　九条的房子是一处很齐整很精良的大宅院，对门谭家是光绪妃珍妃的娘家。父亲为老五购置的院子原是谭家下人们住的地方，房不高大，可也是磨砖对缝，在京城是数得着的讲究。院的斜对面是肃亲王女儿川岛芳子的宅第，院落宽敞，有假山石，后面通到十条……选择这样的地点父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之所以没挑选南北城的穷杂之地，大约也是考虑着有朝一日五哥能浪子回头。 　　搬出金家的老五没了顾忌和约束，日子过得如鱼得水般地自在，真是“花为帷帐酒为友，云作屏风玉作堆”，声色犬马，纸醉金迷；或西装革履，满嘴洋话，以“名士”面目出现在外交宴会上；或长衫尽碎，索饭哀号，以“乞丐”嘴脸晃荡于街头；纳男宠，交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娶太太，又一个接一个地离婚，外头尽人皆知的相好有五个，经常来往的还有十三四…… 　　老五羡慕斜对门川岛芳子家的花园，有事没事地过去套近乎，管川岛叫表姐。川岛芳子的姑太太是我们家的舅太太，这层可有可无的疏淡关系竟被老五走得热火朝天起来。几番考察过后，老五决心在自家院里也造一景致，挖地三尺为池，池上建桥，桥上修亭。那亭今日拆。明日修，后日又成，先取名“云驻”，后改“清流”，又叫“俯镜”，最后终于定为“细雨”。池中无水，便着人来担，随担随渗，百十担仍不满一池，遂雇专人，精卫填海般，不分日夜，担水不止。听朋友说京西百花山南沟有块美石，便不惜重金，费尽辛苦，从山里运了来，摆在池畔。不料，那石离了山林便没了神气，在院中一副死眉瞪眼的蠢相。老五又着画匠用颜料在上头点缀绿皴，以充青苔。有石有亭不能无竹。又托人花大价，从潭柘寺行宫院和尚手里购得珍贵名竹金镶玉，栽在石旁。竹不扎根，数日便死。老五又移来戒台松苗，用棍绑了，以便将来长成像戒台寺名松那样的卧龙、凤眼、莲花。松苗生长极慢，不成气候，老五性急，拔之，改种杨树。杨树易活，生长也快，第二年就蹿过了亭顶……老五的奇闻逸事不时传入金家，传到我父母耳中。父亲只当没听见，反正彼此已经没了关系，他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母亲却忧心忡忡地说，“前不栽桑，后不栽柳，当间不栽鬼拍手(杨树)”，这个老五啊，他怎么在自个儿的院里栽了一棵这么不吉利的东西呢？ 　　这些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老五染上了大烟瘾，而且，并不是为烟破产，而是为烟丧命。家里人都说，装装乞丐也还罢了，到不了要命的份儿上，倒霉就倒在这烟上，倘若老五不犯烟瘾，也不会在隆冬时节倒在桥底下冻死，都是烟害了他。老五恃以为抽者，就是他的一笔好字，他不愁没钱。以着他的名气，索求“墨宝”者不少，但老五太慵懒了，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动笔。很多时候是先将人家的润笔之资收了，去吃，去抽，去嫖，至于给谁写字，写什么字，则早已忘之脑后，让花了钱的人傻等，死等，不见一点儿动静。后来，人们知道了五爷的毛病，就先求字，后给钱，不见兔子不撒鹰。这样就常常把老五逼得犯着烟瘾，躺在烟榻上，悬肘给人写字，字写好了，求家把钱掏出，不需老五经手。就直接变作了那提神之物。久之，求字的人得着经验，多在卖烟土的地方等他，现写现卖，现买现抽，两不耽误。如此一来，老五的烟瘾就越来越大了，到了无节制的地步。事情的结果是，他一到卖烟土的窝点，就来钱，这倒真是有点儿奇怪了。老五过足了烟瘾，润笔的钱也花不完，便要去那温柔之乡“小红低唱我吹箫”一番。小芍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偶然地怀上了金瑞的。小芍药也抽大烟，烟瘾不在老五以下。 　　就这么着，爹也抽，妈也抽，生下了一个迷迷糊糊的金瑞。 　　六 　　转眼到了l998年，我跟着电视剧组来北京拍戏，在摄影棚里几次见到了王玉兰，一问，说是跟一个文化中介公司签了合同，当群众演员，有戏就来，没戏就在家歇着。我看王玉兰的长相，倒是很有特点，当个旧社会的乞婆，当个逃难的群众，基本上不用化装了。问到家里的情况，王玉兰说，儿子发财在一个装饰公司当经理，娶了一个浙江来的姑娘当老婆。我问王玉兰，发财说话是不是还“饿”、“饿”的，王玉兰说早就不了。王玉兰给我看发财的相片，相片上的发财充分体现了匈、汉杂交的优势，浓眉、方脸、高鼻、大眼，也是个堂堂的汉子了。堂堂的汉子靠在一组组合柜前，搂着一个俊美娇小的女子自信地笑着。我问那个女的是谁，王玉兰说是她儿媳妇；问儿子、媳妇是不是跟他们一起过，王玉兰说不，一结婚就分出去单过了，金瑞说这是金家的规矩。我问金瑞在干什么，王玉兰说他在养病。我问什么病，王玉兰说是糖尿病。我说金瑞苦了半辈子，怎会得这种富贵病？王玉兰说大夫说了，是遗传，可能金瑞的父亲就有这种病。我一下没话说了，以我那个荒诞无度、暴饮暴食的五哥而言，得这种病不足为怪，遗憾的是还传给了他的后代。金瑞身上可能早就潜伏了这种病。只不过没有发现罢了，他的慵懒，他的黏糊，或许都跟这病有关，如是这样，真是错怪他了。 　　我说去看看金瑞。王玉兰说不必了，他一个晚辈儿，没来看您就已经是很失礼了，哪能劳驾您去看他？只是他这病，不能累，每天限制饮食，按定量吃饭，一天粮食超不过半斤，他这人最不能控制的就是酒，每顿那二两二锅头是必喝的，任谁劝也不行，喝了就躺着，躺着就睡，一整天一整天地黏在床上，倒是省了鞋。我说，得按时吃药，没有症状也不能掉以轻心，一出现并发症就晚了。王玉兰说，他吃的药跟喝的酒都对冲了，等于没吃，现在治糖尿病的药都特别贵，有钱的人才得这种病，医院就把药价提得高高的，金瑞是既没有公费医疗又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一切花消都得自己干受着，这也是命了。 　　看来，他俩的生活仍是很拮据，那英俊潇洒的儿子，那明媚舒朗的南方儿媳，并没有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圈子里来。 　　我还是决定去看看金瑞。 　　这日没事，就坐了车来到东城的九条。 　　九条的房屋，“文革”以后落实政策，归还房主本人，金五爷已死，此房当由他的儿子继承，这么着，金瑞就由戏楼胡同的老宅搬到了九条，搬到了属于他的那几间北房。用我们家老四的话说，是金瑞有傻福，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逮着了！说也亏了老五一头栽在后门桥没起来，老五要再活几年，这几间房也留不住，到不了金瑞手里。老七说，这也是天无绝人之路，金瑞正没房，就落实政策了，该着金瑞有这一步，老五再浪荡，终还是积了些阴德，干了些好事，要不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给他送葬，也不会有今日这房屋的退还。 　　金瑞在众大爷的议论中，带着妻小不动声色地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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