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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知青们说金瑞可能有病，非洲有种叫做“嗜睡症”的传染病，是被一种苍蝇叮了以后传染的，症状就是没时没晌地想睡觉。金瑞该不是被什么苍蝇给叮了？于是他们拥着他到宜长县医院去检查。金瑞不想走路，说腿疼，从饲养室弄出一条驴来，他要骑着驴进城。一路上，翻沟过坎，金瑞在驴背上舒服自在地打着瞌睡，让和他一起走的知青们很恼火，恨不得把他翻到沟里去。走了三十里路到了县城。宜长的医院当然查不出“嗜睡症”这样一类高精尖的疑难杂症，那个才从农村提拔上来的赤脚医生，甚至连非洲有没有苍蝇这样的事情也搞不清。无奈，知青们压着满腔怒火。把睡大王金瑞又给拉回来了。贫下中农认为知青们这是多此一举，他们说金瑞这是懒，是干活惜力，是毛病，当年毛主席在陕北大生产时改造的“二流子”，都是这德行，其实，只要把他身上的那根懒筋抽了，他想睡也睡不成了。但是，怎么抽懒筋？谁也不会，民间也没传下个什么偏方。好在金瑞爱睡觉并不妨碍谁，顶多年底下少几个工分，比起那些偷鸡摸狗拔蒜苗的知青来，金瑞还算是相当可爱的，嗜睡就嗜睡吧。 　　那天，金瑞在王玉兰撕心裂肺的号啕里，在知青们不无恐惧的议论中被叫醒，愣愣地在炕上坐着，一副没睡醒的蔫样儿。有人提出段振龙是替金瑞赶羊的，金瑞竟然一点表示也没有，未免有点太那个。也有人说金瑞的心太冷，没有和贫下中农贴到一块儿，缺少无产阶级感情。有好事的就联系金瑞的家庭背景，说他这个金姓原本是爱新觉罗，祖上是皇室后裔，对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热爱不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好好给予批判。一块儿跟着下来插队的北京干部很维护金瑞，干部说，天上打雷的事儿纯属偶然，怪不得金瑞，更跟爱新觉罗挨不上边儿；金瑞的父亲在旧社会是沿门乞讨的叫花子，饥寒交迫，冻饿而死，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跟皇上没有一点儿关系，大家不要胡联系。 　　在大家讨论这些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金瑞就蹲在窑前的崖上，望着对面山峁发呆。段振龙就是在那儿被劈死的。他望着光秃而荒凉的山丘，情绪低落沮丧，本来那雷应该是殛他的，段振龙去替他，段振龙就死了，段振龙上去时还说要他十分工……想想，一眨眼的事儿，人就没了，命运这个东西真是让人参不透。沟底下那个新隆起的小黄土堆里说是段振龙，也说不准就是他金瑞……金瑞这么想着，心里就有点儿空，有点儿恍惚，有点儿搞不清自己和段振龙的界限。至于身后窑里那些是皇室后裔还是无产阶级的议论，似乎跟他没有一点儿关系。 　　很快，知青们对金瑞的“阶级感情”，就不再抱任何怀疑了—— 　　原因是金瑞向队里提出，要接替段振龙，给住在坡上三孔窑里的发财当爸爸。 　　队里以为是句玩笑话，叫金瑞不要瞎说，就是新寡的王玉兰也没把这事当真。孰料，金瑞打过招呼以后，竟抱着铺盖进了王玉兰的窑洞。 　　队里要拦，拦不住；王玉兰往外推，推不出(事后村里的后生们说，王玉兰假惺惺的，偷偷乐还来不及，哪里会真往外推？)。队长请北京干部做工作，北京干部做不了金瑞的主，一想，金瑞在陕西还有个姑姑，于是就给在华阴农场正走“五七”道路的我打电报，让我无论如何来一趟宜长。 　　我是在九月中旬赶到后段家河的。进村的时候，队长和北京干部早早在村口迎了，他们认为我在和金瑞接触之前最好先跟他们接触一下，好让我心里有个底儿。 　　队长和北京干部把我拉到路边的树底下，不容我喘气就你一言我一语地“汇报”金瑞的事。队长先抢着说今年的收成不好，老百姓盼雨，却盼来了一场不带雨点的暴雷，那雷大火球一样满山乱滚，那云压得天都黑了，伸手不见五指……队长富于讲故事才能，对段振龙遭雷殛的叙述有铺垫、有高潮、有结局，要不我对那情景知道得也不会这么详细。接着北京干部向我讲述金瑞近期的思想状况和举止表现，其中用很大一段讲述了金瑞因懒散造成的工分危机。 　　足足过了两袋烟的工夫我才听出端倪，队长的意思是金瑞这小子要给发财当爹，这是娃娃家的一时心血来潮，还是为救孤儿寡母出水火的英雄壮举，说不来，要搁村里其他人，他也就鼓捣着把事情促成了，可金瑞是北京知青，是毛主席打发下来的娃儿，知青的事不是开玩笑的，闹不好有“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另外作为队长，他要对村里社员的前途负责，王玉兰一家，将来何所倚靠，也是队里必须面对的现实。北京干部的话也很明确，他说，金瑞搬到了王玉兰窑里去，往大了说是和贫下中农结合，是个革命得不得了的举动，但实际上是一件很吃亏的事儿——寡妇王玉兰比金瑞大了五岁，又没有文化，长得也不怎么样，还是孩子的妈，金瑞再怎么不济，也是北京来的知青；北京的金瑞和后段家河的王玉兰差的码子太大，这是一桩没有基础的婚姻，它的悲剧性是明摆着的。 　　我明白了，队长和干部所维护的对象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 　　劝阻金瑞，回头是岸！ 　　我问金瑞现在在哪里，他们说在寡妇的窑里。我说，都住进人家的窑里了，你们还让我说什么？队长说，说是住到一块儿了，可我至今没给他开介绍信，他扯不来结婚证也是白搭。我说，那张纸限制得了谁？都既成事实了，结婚证不过是个形式。队长说，村里人看重的是政府的那张纸片片儿。看重的就是那个形式，事实不事实的无所谓；要说既成事实，村里的既成事实多着哩，可没有证儿谁也不认。北京干部说，当务之急是劝金瑞回心转意，他真回心转意了，咱们并不吃亏，在王玉兰那儿住就住了，既然队里和女方都不计较，咱们就把它看成一次实战拉练也未尝不可。队长说，金瑞他姑，要不你把金瑞带到你的单位去耍几个月？让他暂时离开一段时间或许就没这怪念头了。我说，这主意不好，且不说金瑞跟不跟我走，关键是得解决他的思想问题，让他明白和王玉兰结婚所要付出的代价和对一个家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得出结论的事儿，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队长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干部说，金瑞这孩子有些想法很怪，按常人的逻辑就无法理解。我说，金瑞是我五哥舜锫的孩子，是我的亲侄子，他在娘肚子里就死了爹，一落生他娘就把他撇给育婴堂自己走了，实际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解放后，我母亲听说了这事儿，才把他从孤儿院要回来的。他脾气怪，不合群儿，当跟这些经历不无关系，我看这件事儿还得慢慢地劝，不能硬来。 　　商量的结果是队长和干部让我见机行事。 　　我是在寡妇王玉兰家里与金瑞相见的。我进窑的时候金瑞正斜在炕上靠着被卧垛闭目养神，墙上的有线广播里正播放着火辣辣的秦腔《红灯记》，李玉和在墙上一字一板咬牙切齿地吼着： 　　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 　　四海为家穷苦的生活几十年。 　　…… 　　死者的儿子带着孝，骑在金瑞的肚子上，正在跟他亲昵，不知真情的看这场面一定会以为孩子是他的亲生。王玉兰坐在灶前烧火，一大锅杂豆粥在火上咕嘟着，散发出让人难以抵御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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