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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


  “因为原来的画被涂抹之后,我突然发现它更深的主题……”他便对着这位首长推心置腹地大谈起什么主题思想来。因为他迫切地需要人来理解,竟对这位首长发生了错觉。

  “很好,这样谈很好。你必须把画那幅画的经过详细写出来,交给我,然后……”

  “你就让我去美术学院报到了,是吗?”

  “那要看你写得怎样。你要老老实实地写,毫无隐瞒地写。能不能上大学完全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等他开夜车把它写完,交上去,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早在几天前,年轻的首长已代表组织给学校发了公函,让校方除了他的名。徐北方这才明白上了当,那样可悲地被戏弄了。

  他对团支书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我?”

  他十分同情他,又无能为力,那套做思想工作的言词在此刻一句也用不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一个人?……”整整一天,他嘴里就念叨这一句话。等他听说他写的东西已送去打印,将发遍各单位,将组织人们参观他“肮脏的灵魂”时,他仍直着眼辩:“为什么要耍弄我?!”

  当晚,他偷偷溜进库房。演习的枪支还没上交。他撬开箱子,取出一支冲锋枪。当团支书发现这一切,马上意识到这家伙去断送自己了!

  保卫科来找团支书,让他写份书面材料,详细说明徐北方作案的情形。材料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关于那支枪。当时,枪是团支书从他手里夺下的,因此他有义务证明这枪里有无实弹。他犹豫不决,不知该怎样写。他不想撒谎也不想不撒谎。在他正直的人生经验中,欺瞒组织和坑害朋友都是绝不应该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无论他偏向哪边,都会在他诚实清白的品德上留下污点。

  保卫科在审讯徐北方时,启发他说:“你并没有杀人动机,只是持枪威胁,是不是?”

  他回答得特别干脆:“我当然想杀了他!”

  “可你的枪里并没压子弹!”

  “废话!我当然压了。”

  “你冷静些。事实上你并没压子弹!”

  “你放心,我不会不压子弹的!”

  保卫干事们认为这小子八成是疯了。从来没有谁把自己的罪行往大说的。审讯就此没了进展。当时保卫科的人赶到现场,把枪缴过来,发现枪里是空的,一颗子弹也没有。他们需要团支书王掖生证明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枪里究竟有无子弹。这个问题一证实,就能给这案子定性了。

  徐北方被关的禁闭室在警卫连宿舍的地下。一天,他突然听见看守管他叫“徐老师”。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四个死不长进的徒弟之一。徒弟倒认为老师长进颇大:过去连情敌都不敢打,如今却差点儿把一位首长给结果掉。只差一点,那个名气很大的、以“反潮流”闻名全军、而被老首长们私下叫做“机会主义分子”、“火箭干部”的首长就被敲掉了。从此徐北方在四个徒弟心目中陡然有了地位,尤其他一口咬定他的枪里有子弹、决不是拿把没子弹的枪吓吓人的松包时,他们开始用景仰的目光看他。私下里他们议论:徐老师宁死不屈,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够棒的。每到食堂吃肉包子,他们就偷偷给他送来。

  有次他们还偷偷给他送来个姑娘,孙煤。

  他愣住了。他差不多快把她忘了,因为他认为去过幸福生活的人都不必怀念。

  “你来干什么?”

  她脸色苍白,一个劲流泪。当徒弟告诉他,有个女兵要进来见他,他满心希望是陶小童。

  禁闭生活使他有足够时间来审视自己。他发现自己并不像原先估计的那样好,也并非像素来表现得那样超脱。在对待个人成功的问题上,他甚至嗅到浑身一股子浓厚的俗气。这些新发现使他心情舒畅,认为禁闭并没白关。因此他不需要一个姑娘来对他的处境洒眼泪。他用轻松的语调对孙煤说:“啊呀呀呀,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孙煤狂热地摇头,接着就扑到他怀里。跟她比起来,陶小童淡泊含蓄,像一汪清水。而此刻,那清水未免冷得令人寒心了。他费很大力气,才从她怀抱里挣扎出来。

  “快走吧,高力要知道非杀了你不可!”

  她平静了一会儿说:“你还不知道啊?”

  “知道什么?”

  “我不演电影了。”

  “噢。”

  “高力和我吹了。”

  “……噢。”

  “你怎么想?”

  “真滑稽,我现在这鬼样儿还敢怎么想?”

  她又扑上来,把头钻到他怀里。

  “他把你画我裸体的事,到处讲!我在摄制组没脸待下去,你明白吗?……”

  “这么说,咱俩命运就连到一块喽?”

  孙煤看看他,肯定地说:“对!”

  徐北方突然发出无声的大笑。他那龇牙咧嘴的样子吓得孙煤夺路而逃。

  小半拉儿失踪了。全队人跑遍了所有大街小巷,跑遍所有大大小小派出所,连难民收容所都去察看了,甚至把那些被拘留的小扒手,小毛贼都查问一遍,还是没下落。

  刘队长已是一副不堪一击的样子。几天来,隐隐的不安和内疚在这个集体出现了。这些天他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大伙像拆白党一样,把日子当世界末日来过。而当年,为保全这个集体,老队长放弃了可靠的职位,放弃合家团聚的可能,放弃了安居乐业的一切条件,和大家共度那风雨飘摇的日子。现在可好,他成了孤家寡人,连成天给队解闷的小半拉儿都撇下了他。世上的事怎么会这样不公平、不地道?

  于是人们越来越辛勤地为刘队长跑腿。只有团支书认为这种忙乱会使情况更糟。他和大伙在城里仔细兜完第一个圈子后,认为完全没必要再兜第二圈。当人们又去兜第三个圈子时,他便长时间地拿起大顶来。这办法最能使他镇静。颠倒的视野中,刘队长的块头似乎缩小了,并和小半拉那么相像。这么倒着看,才看出队长几年来操劳的痕迹——他是个真正的老头了。工作组也在忙。他们把宣传队整顿的情况写成材料,把材料送给上级审阅;上级审阅的批示,再由他们拿到宣传队讨论;然后再把讨论搜集起来,编写成材料,呈报上级;上级的批示又拿回宣传队讨论。他们也开始兜第三个圈子。光这一件事,就够他们辛辛苦苦干一辈子。他们在宣传队吃饭,使伙食账大大超支。吴太宽伤心到极点:他从来没使伙食超到这种丢脸的地步。有天那个险些成了大学生的炊事兵鬼头鬼脑对他吃吃直笑。吴太宽连忙向:.“你又在菜里放了什么了?”

  “我是照你的话办的啊!”

  “我的话?”

  “你唠唠叨叨,埋怨我不该在那时候放媒油和石膏!”

  “你当然不该放!”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让我现在放。”

  “啊?!”吴太宽跳起来,“你放了煤油还是石膏?”

  他往后退,迟到吴太宽打不着他的地方:“两样都放了点!”

  “你这狗日的!”吴太宽痛心到极点。可更令他痛心的是这顿饭工作组并没少吃,没人说菜有怪味;他最最痛心的是,谁也没闹肚子。后来听说要地震,工作组才撤走。

  团支书拿着大顶,看工作组来来回回搬文件和材料,一双双脚慌张地挪动,十分富有表情。小半拉儿到地震前还没找到。刘队长已灰心丧气,不抱什么希望了。经过长时间拿大顶,团支书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小半拉儿的情景。他跟团支书学会了拿大顶。那天他久久地拿着大顶对他说:“老子要当演员啦!”

  “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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