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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于是这样一个不体面的多鹤出现在南来北往的旅客眼前，披着头发结成的黑蓑衣，馊臭的连衣裙上一片绿苍蝇。

　　那个苍蝇如云的车站叫做“武昌”。她不知道到达这个站之前火车被换过几次车头。迎面而来的楼、房屋、密集的电线杆让她知道这是个大地方，比她住过的两个城市都大。西瓜一车皮一车皮地被人卸下去。快要卸到她这一车了，她突然想到，她吃下去的、用作洗脸洗手当便盆的西瓜有几十个。跟那七八个孩子下车的西瓜至少也上百。那上百个西瓜的账也会记到她头上。你有证据说你没有吃或者糟蹋掉那上百个西瓜吗？你有证据没有跟沿线的盗匪里应外合把西瓜抛下去，回头再跟他们分赃吗？多鹤不了解中国的法律怎样制裁这样的事，但她知道天下法律都不会轻饶这样的事。

　　她看准一个空子，从车上爬下来，等正在卸前一辆车的工人们反应过来，她已经成了他们眼里一条披头散发、肮脏的花影子，在一大团蒸汽里一闪而逝。蒸汽发自一列刚刚停靠的客车，她从客车轮子间爬过，车肚皮上挂着迢迢千里的黑色尘土又蹭在她泡透红色、黄色西瓜汁的白底子带红点、绿点、黄点的花连衣裙上。

　　她走在旅客当中，人们不顾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她回头。

　　前几天的西瓜餐这时发作了。她被肠道内突然的冲击力弄得浑身发冷，脖子上和手臂上乍起一层鸡皮疙瘩。她会用中国话打听厕所，但人们终于听懂她的话之后给的回答却是她不懂的。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调、吐字，和气地对她一遍又一遍地讲着什么。她觉得肠子里的咕咕响动一定让他们听见了。她捂着肚子，半佝着腰，一动也不敢动。

　　人群中终于有一个女人，扯起她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茅坑上她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草纸。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开茅坑的隔门，递给她一张印满人脸的纸。纸的背后还有石灰，是刚从墙上撕下来的。人脸上画着红叉，对着自己的终极下场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点办法，绝不会把这样带脸的纸做那样的用途。

　　等她头重脚轻地走出厕所，两个戴口罩的人朝她走来。她蹲在茅坑上的时间足够那个女人推测她是怎么回事了。那女人用多鹤完全不懂的话对戴口罩的人大声说着，一边指着多鹤。两个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们中的男人用音调奇怪的中国话说多鹤病得不轻，得跟他走。他们中的女人说车站医疗室不远，走几步就到。

　　两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鹤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跟他们走了。

　　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还有两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多鹤被带进来，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男人缩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让多鹤坐在刚刚搁过男人赤脚的地方。多鹤刚坐下，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从里屋拿来一根体温计，放在多鹤嘴里。这根体温计让多鹤安全起来。她到张家这些年，每次发烧，体温计就是一个手掌。小环或张俭的(过去是张站长或二孩妈的)手掌在她额头上按一按，体温就测出来了。自从离开代浪村，她的嘴还是第一次接触这冰凉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闭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气味里：那气味就是她对于铃木医生的记忆。戴口罩的男人这时走出来，翻开多鹤的眼皮，仔细地看，手指也像铃木医生那么轻盈灵巧。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她的体温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这时走上来，说是要抽血。她一边在多鹤胳膊上擦酒精、系胶皮管、扎针头，一边用她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告诉多鹤，正在流行的血吸虫病很厉害，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多鹤对他们的话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种可怕的疾病。她问护士什么叫血吸虫。

　　护士看着她，好像没听懂。

　　她想她的话有那么难懂吗？她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她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护士反问她是哪里人。

　　多鹤不讲话了。

　　护士抽了血，拿了一个硬皮夹子，上面铺着一张表格。她说这是病历，必须填写。要填的项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多鹤拿起笔，又放下。不知为什么，她哭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从那一刻起，这些项目就没法填了。从那颗手榴弹落在妈妈、弟弟、妹妹身边之后，她怎么填写“家庭成员”？从张俭把她丢弃在江边礁石上，从她的乳房因为没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从她断了跟丫头之间的私密对话，她两臂间空着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员”四个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读、最不愿去理解的四个字——四个中国、日本共用的字。

　　女护士先站在她身边看她哭，过一会儿，她蹲下来，想从她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她的眼睛。再过一会儿，男医生来了，问她到底怎么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唧，听她哭。

　　她哭得气也喘不上来，几次噎住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和护士以为她哭完了，刚开口问她“家住哪里，有证件吗”？她一口气捌过来，疏通开，又接着哭下去。哭得她浑身筋骨疏开又抽紧，男医生两只焦虑颠动的脚，在她泪水淹没的视野里，成了一对不可认识的异物。

　　她哭尽了最后一把力气，靠在椅子腿上。医生和护士小声嘀咕她什么，她不在乎，在乎她也听不懂。他们之间讲的话跟这里人一样，冒出许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于张俭和小环的中国话。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她谈话：家里出了什么事？家里还有人吗？碰到坏人了？她的样子让他们怀疑她遭受了人身袭击。她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们理解她——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他们给她打了一针，等他们拔出针头，两个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经一层虚光，再一眨眼，他们跟灯光不太亮的空间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醒来已是早晨。两个乳房把她胀醒了。她看看周围，发现她已经不在原先那间医疗室，而在一间病房里。窗外在下雨，病房还有三张空床，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享受单间的特权。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现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着红十字和某某医院字号的衣裤。她的花连衣裙被团在对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元钱，她不知五块钱到底是多大一笔财产，但那是她眼下仅有的财产。

　　五块钱竟然还在那个带荷叶边的布包里，和裙子一样带着黏稠的潮润和西瓜的馊味。她把五块钱和连衣裙都塞到自己枕头下。

　　似乎是她的动作引来一个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领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见过的，过年过节到居民楼来，站在楼下，跟趴在公共阳台上的家属孩子们讲“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趁机破坏，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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