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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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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说：从上下文看，很可能是他们正在调试窃听器。就是说，他们已经听了我们家的许多私人对话。他们已经侵犯了我们这样安分守己的公民的权益。 牧师脾气很温和，愤怒都是和风细雨的。 可是归根到底，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堂。牧师太太手指指留言机，如同指一摊秽物。 我听起来，像是两个拿报话器的人在通话。像两个警察。我说。心里咬牙切齿：便衣福茨实在万恶，他折腾到最后可能是将我撵到冰天雪地的大马路上去。 也有可能。牧师微皱着眉，基本是白色的睫毛缓缓地一扇一扇。他每天忙的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灌输到人们脑子里和行为里，他的灌输失败，才会轮到FBI们去忙。他现在轻微感觉到失败。 牧师太太最大的不适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坏了。她的安全感是她上几代人离罪恶的遥远而建立的。她不能确定我是否和罪恶有关，但她更无法确定我和罪恶无关。她突然觉得我离她的认识极其遥远，她曾自信地在我行为气质上读出的谦和多礼原来是错误，它们都是神秘内向的东方所给予我的伪装，而绝不能给她证据证实我的无辜。而坏就坏在我的内向和神秘。她觉得过去跟我的相处全不能作数，而未来都要在长期的一无所知中相处下去。或许东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个逃犯，像我这样斯文的一个逃犯。 她听我解释这其实是怎么回事：美国在五十年代为外交官员建立的法规，让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正式罗曼史受到两个国家，两种政体的影响。因为我的国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国家所列的敌人名单上。我对牧师太太解释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么也没听进去。我接着跟他们夫妇二人讲到我的从军历史，尤其我当战士记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军队宣传骨干，抑或情报人员。对于他们这样给我重视，我是怎样也讲不清的。因为他们拿美国军队各行各业来套中国军队。我给牧师夫妇举例说：有一次我跟几位台湾朋友谈到中国军队的歌舞团，他们马上说，噢，康乐队呀，我们军队里也有。我说那和“康乐队”不同。他们说：差不多啦，就是让士兵开心嘛！他们和美国人都把中国军队的歌舞团员想成电影《现代启示录》中朝性饥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我们的歌舞团是关照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去安抚他们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饥荒的。台湾朋友说：有军营的地方就有性饥荒，这点你得承认吧？我说：可能是的。他们立刻得胜地大声说：那就对了！你给他们“意识形态”，他们接受的是性救济！我说：那就不是前者的问题了。如果一个人卖出去的是饭锅，结果给买去的人当成了尿盆，你不能说前者就是卖尿盆的！…… 我见牧师夫妇眼睛和面孔随我的手势上下左右地动，但他们已在我举的这个例子里失去了方向。他们想，她在胡扯什么呢？三个月住下来，他们头一次发现我原来是个挺能胡扯的人。并在讲到尿盆这类词时语言毫无梗阻，同讲到饭锅一样坦然。他们还想：这个貌似文雅的人原来是个标准三八。 我想，坏了，他们越来越觉得不认识我。我怎么在这种时候举出个帮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没听见任何声响从牧师夫妇的卧室传出来。他们平稳的日常活动也给我搅了。给便衣福茨搅了。因而我一见理查就说：“FBI得负责给我找房——我肯定会给房东踢出来的！” 理查很惊讶：“怎么？你给踢出来了？” “迟早的事！” “你跟他们应该签了租约的，租约上又没说不准FBI打电话。”他年纪轻轻，已经有了老特务的痞劲。他两手一摊，又说：“如果他们真要撵你走，我家倒有间地下室空着。”他明摆着是跟我瞎逗，脸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们真要撵你，可没我什么事。 “我正失业，再去租另一处房，连押金都拿不出来。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东都要看你有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两到三个月的房租做押金。就这样的话，能租到房已经算走运……” “我当然知道。”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别去烦我的房东？” “我也不想烦他们。这是调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抱歉。” 我和他站在他的办公楼大厅里说话。我不愿穿过那个安检通道，让两个面无表情的人翻看我书包里是否装有炸药。理查只穿了件衬衣，扎一条非常花哨的领带。他下巴左侧被刮胡刀拉了条口子，一小滴血珠污染了他雪白的衬衫领子。总之我这案子让他连安安生生刮胡子的时间也没了。他做个手势要我跟他去。他领着我走到大厅一边的咖啡铺。 我不领情地说我没喝咖啡的胃口。 他说他有胃口。他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那个“阳光灿烂”在去上托儿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开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湿透。只好又开车回去，替她换上干净衣服。理查说着打了个长哈欠成膜见他嘴里的所有牙齿，有三颗牙被补过。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国人牙齿，人为地整齐洁白。他为他的哈欠说了两声“对不住”。哈欠打完，他脸上出现一种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么了，活得顾头不顾尾，跟他女朋友的争执也越来越频繁。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们生活里添了个“阳光灿烂”和我。这两个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给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么多乱，要他额外操那么多心，这一点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过意不去，我们不可能不向你的房东了解你的情况。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里。……”他的话给他腰里揣的呼机打断了。他皱起眉，把呼机拿出来，看一眼上面的号。“是‘阳光灿烂’的托儿所打来的。”他告诉我。好像他给我权力了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乐趣和苦恼似的。 “你要是急着去回电话，我可以现在就走。我就是专程来告诉你。你们不要窃听我房东的电话。”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说，不窃听他们的话我们打哪儿下手窃听你呀？ “并没有窃听他们啊！”他说。 “他们都是厚道人，与人为善，乐善好施……” “什么叫‘乐善好施’？……听上去特别耳熟。我感觉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语。”他说着从衬衫口袋拔出一枝笔，要我把“乐善好施”写在餐巾纸上。 我一笔一画地写，他一笔一画地看。然后他点点头说：“噢，我明白了。比如我们对‘阳光灿烂’。” 这小子真油，把事情从窃听的问题上扯开了。 “所以请你们不要对乐善好施的人干这种事。”我说。 “干哪种事？” “窃听他们的电话。” “谁说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 “他们的话有什么听头呢？他们无非讲讲教堂里的事。”最多是牧师外出工作，牧师太太在家．俩人在电话里交换三两句夫妻间的甜蜜废话，比如牧师说：今早我起来的时候你还在熟睡，我没跟你道早安。牧师太太说：对呀，我不知道怎么睡得那么沉。牧师说：（狎昵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里来了几次？……牧师太太说：（满脸赤红）哦，看上帝份儿上请闭嘴！……牧师说：能让你快乐我很快乐。牧师太太说：我也是。（在电话筒上做一个亲吻的吧唧声）我等着你，早点回来。牧师说：我都等不到今晚上了。牧师太太咯咯乐着，说：你最好闭嘴！……“他们是最最安分守己的好人，你们干吗窃听他们的电话呢？”我换成英语和他争。讲中文我没那么理直气壮、直截了当。 “你看看！我问你，谁告诉你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见我一点都不信，他又强调地说：“他们的电话有什么听头吗？！” “那你们还去听？” “谁说我们听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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