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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他却微微一笑，他没觉得跑题；他的微笑是认为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终于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该大大加强。他笑着，得意扬扬地轻轻点头，认为一切都在很好的进展中。他和我这段东拉西扯给录在磁带上，让理查一听，准会骂起来：操！这俩人胡扯到哪儿去了?而他却认为自己又博学又机智，句句提问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对话的错位让我伤脑筋地对他一笑。我怀疑特务福茨此刻也发出一模一样的伤脑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号审讯室附近的某处，监听我们正在进行的胡扯。 　　“你父亲当时十六岁。让我们来看看——对，十六岁。十六岁的一个孩子，常是漂亮的主义的牺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式的漂亮的忧郁，让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杀。一些漂亮而新颖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三四十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哇！纽约大街上，咖啡馆，好莱坞的大小聚会上，年轻人醉倒在这些思潮里！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来家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正像你们中国，三代人醉倒在你们的红色梦想里！” 　　“你去过中国吗？”你肯定没去过。 　　“啊，我几次想去！……” 　　“结果呢？”结果一打听飞机票价，算了。你们这些高尚的特务们据说薪水不怎么样，让你们舍生忘死的是你们高尚的动机。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辜的表弟中弹倒下。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轮不上没招谁没惹谁的表弟，全人类无辜者的表弟。 　　“种种原因吧。不过我相信我肯定会去中国的。” 　　“我也相信。” 　　“没去过中国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非常为中国操心。我就非常担心中国的事，包括你们计划生育的全国大运动。了不得！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父亲的热忱。” 　　“我父亲没有参加计划生育。”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父亲当然是天然的计划生育，荷尔蒙减退，尿频起来，我母亲停止了和他做爱。 　　“你父亲，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会怎样醉倒在一个漂亮的主义里。”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么说，对十六岁一个少年来说，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马克思主义。你说呢？” 　　“可能吧。”十六岁的父亲不知道马克思是谁。不过我懒得跟你讲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共产主义。好莱坞的艺术家，不同情共产主义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艺术独创性。中国的三十年代，你父亲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 　　“您先请。” 　　“还是你请。” 　　“是您在审讯我呀。” 　　“不不不，别叫它审讯，就是一般性的了解情况。咱们彼此了解嘛。来来来，你先请。” 　　我又一次看看表。这人要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时工钱。 　　“我的父亲十六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国、共就合作了，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了抗日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是以信仰划分敌、我。因此，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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